老一辈革命家的饮食故事

我是1956年从杭州调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的,1983年又由部队转业到北京市工作。在长达30年的工作经历中,我有很长时间是负责中南海总特灶的膳食管理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使我有机会了解到第一代中央领导的饮食情况。时间久了,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在“吃”上所持的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时也清楚地看到由于首长各家经济状况和自身健康状况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     

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江泽民“七一”讲话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深入学习和贯彻江泽民“七一”讲话,最重要的就是要从整体上全面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福建历史上应对自然灾害的主要做法及历代碑铭中的灾害记载

历史上,福建是各类自然灾害的高发区,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灾害的经验,留下了许多关于防灾抗灾、救灾赈灾的记载。这些经验和记载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闽台历史民俗的历史渊源,也可为当代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一定借鉴。     

从广西捐垦案看清代垦政

开垦是农业生产的起点。因此,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开垦是第一等的要务,自然受到了特别重视,国家垦政也因此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关于清代垦政,许多学者已有深入研究,但因广西垦田捐纳而引发的一场激烈政治斗争,却未能被纳入到清代垦政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美国学者罗威廉曾对此案作过一定探讨,遗憾的是,此文对广西垦政具体情形的     

春暖花开的小桃园

正春天来了,太阳脸红了,天空蓝了,这时咱们南京的小桃园景象更美了。"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可我们小桃园里的桃花在二三月就绽开了笑脸。远看百株桃花盛开了,一团团,一簇簇,多像天空中飘来的云霞。近看一朵朵桃花好像一盏盏粉红的小灯笼,还     

谈资料考证工作的重要性

志书贵在资料真实,这是修志工作者的第一要务。引用资料时,绝不能迷信现存文献记载,对疑点要查明究竟,追根溯源。使用古籍资料,要正确引用,不可望文生义。使用口碑资料要多方印证,如果与档案资料发生矛盾,应以档案资料为准。     

西藏贝叶经中“白色粉状物”的初步分析研究

贝叶经,尤其是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梵文贝叶经,是国内外社会科学和南亚文化圈中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最具开发潜力的古文献典籍。它对了解和研究中印文化的交流史与印度梵语文化对我国中原文化和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都有着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和学术意义。观察发现经叶上的文字被一层白色物质覆盖,许多字迹显得模糊难辩,是否出现了霉菌侵蚀和污染?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利用三维视频显微镜和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对"白色粉状物"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这种白色粉状物应是贝叶经加工时,为防止贝叶之间粘连而人为添加的高岭土,这种情况也为"薄伽梵歌及注释"经和0738号贝叶经上的现象所印证,即所用粉末物经检测为白色瓷土粉。通过这次取样分析,可为今后的贝叶经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西藏博物馆藏品虫害调研与防治

西藏博物馆馆藏文物丰富、特色浓郁,但由于历史条件等原因,文物虫害一直存在并产生危害。为制定虫害治理方案,本工作从害虫检测入手,对西藏博物馆的害虫进行检测分析,阐述了文物保护工作中虫害预防治理的重要性,并就虫害的危害特性、种群特性以及预防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行论述。根据西藏博物馆的现状,分别针对库存文物和展览文物的环境特点和虫害情况制定虫害治理方案,并选择虫害较严重的库、馆进行了实验性治理,对库存文物及环境在所有文物原地不动的前提下进行了整体熏蒸防治,对展馆环境及展存文物进行了整体的消杀防治,均取得了预期的满意效果。通过实验治理的操作过程和效果体验,认识到化学防治的安全、快捷、高效、简便和实用,同时结合多年的文保工作经验,提出了对馆藏文物保护的一些建议。     

四川博物院藏战国铜编钟饰金工艺的科学分析

为研究战国铜编钟饰金工艺,利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和X射线无损检测系统等分析仪器,对四川博物院藏战国铜编钟表面饰金纹饰的形态结构、成分和工艺特征等进行科学分析。形态特征显示:编钟表面有开槽,金丝填充于凹槽内,金丝表面存在明显间隙,部分金丝可见涂抹痕迹和边缘流挂痕迹,纹饰附近的基体上有金色颗粒残留。金丝表面未发现捶打或剪裁等加工痕迹,表明编钟装饰的金丝与传统错金工艺使用的金丝存在明显差异。金丝的成分分析结果显示:Au含量大于91.6%,Ag含量为1.0%~4.0%,Hg含量为0.5%~6.0%,且剖面可见大量孔隙结构。从金丝的形态特征和成分推测编钟采用了凹槽鎏金工艺进行装饰,开槽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鎏金的附着力。此项工作不仅可为开展巴蜀地区青铜装饰工艺研究提供珍贵的数据支撑,也可为我国古代青铜装饰技法研究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     

乾隆朝常平积贮数据与常平仓制度运行考察

《清实录》、奏折、题本中的乾隆朝常平仓积贮分省数据或全国数据,系依据原额计算出来的理论数据,是账面上的合理存在,均不能代表等量粮食实物积贮在仓。一方面督抚年年具奏、具题声明高额积贮"实贮无亏",另一方面层层盘查基本无从谈起,奏报、题销流于形式。与高额积贮数据相悖,常平积贮在地方行政实践中遭到了州县官员的抵制,大量缺额成为普遍现象。随着乾隆十三年积贮政策全面调整,常平仓制度加快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