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起源的理论

千百年来,国家起源一直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孔德到摩尔根、马恩和列宁,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时至今日,在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吸收过去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国家起源更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文明起源)之一,并且产生了很多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卡内罗在这篇经典文章中,对当今各种理论流派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总结。就他自身而言,是持强制论或者说战争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他甚至认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他也认为,战争并非国家起源的唯一因素。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家的兴起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经过一些具体的过程,例如自然的限制、社会的限制、资源的集中、政治的演化等等。卡内罗的战争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由于它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而有巨大的合理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今后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写作于1970年,从时间上看观点已显陈旧,但是作为国家起源理论的一种重要流派,仍然值得介绍和回顾。     

山水画家龚柯的敦煌情缘

年已92岁的著名画家龚柯先生,至今仍然活跃在中国画坛。龚柯擅长画山水画,被誉为继黄宾虹、汪采白之后中国又一山水画大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中国山水画大家与敦煌有着非同一般的情缘。[第一段]     

嘻嘻哈哈说嘻哈

这是我做的一个噩梦:我女儿跟一个家伙回到家里,跟我说:“老爸,我们要结婚了。”那家伙是个说唱歌手,满口大金牙,头戴说唱巾,胳膊上大块肌肉风起云涌,一副流氓无赖样。更可怖的是:你还没回过神,已经听到小脚板的啪嗒啪嗒声——他们的后代降临了。那声音长驱直入我的起居室,在我的生活里四下乱撞,把我淹没在自己的虚伪声音中,因为我年轻那会儿也曾是这么个傻瓜蛋,沉迷于我自己的音乐、自己的声音。为此,我诅咒看见他脸的那天,那张脸简直就是我的翻版;我悔不该在那天听见他的名字,因为我惊恐不安地明白过来,一种似乎没有旋律、情感、乐器、歌词、和弦、没有序曲、没有尾声、没有高潮的音乐,一种根本就不像是音乐的音乐——说唱,统治着世界。那不再是我的世界。那是他的世界。而我生活在其中,生活在一颗嘻哈行星上。     

红发警报

英国的哈里王子是否拥有濒临灭绝的红发基因?今年报刊上纷纷报道,地道的红发人将在2100年彻底灭绝。因为在全球大融合的时代,两个红发人结合的几率越来越小。通常,只有父母都携带红发基因,子女才可     

试论藏传佛教微型雕塑“嚓嚓”在藏区的传入与发展(英文)

Buddhist culture was officially introduced into Ti- betan-inhabited areas in the 7th century A.D.Until that time,the influence of Bonpo culture on Tibetan society had been all-pervasive.However,its teachings and disciplines were less systematic and perfect,which offered Buddhism a good opportunity to infiltrate.So like any other foreign culture,Buddhism began its     

漫话藏族茶文化

藏族的饮茶习俗起源较早。《汉藏史集》记载,茶在都莽布智（松赞干布之曾孙）在位时（676～704）传入吐蕃。公元781年,即唐德宗时期,唐派使者常鲁入西藏议和,"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 湖者'"。可知那时茶叶只是作为一种珍贵的保健药品而被王室珍藏。随着唐蕃之间之友好往来,内地与吐蕃在佛学方面相互交流,大量汉僧到藏区传法和经吐蕃去印度求法,使内地僧人"皆许其饮茶,人自怀…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寻求新时间:启蒙与反启蒙的时间性北大核心CSSCI

以赛亚·伯林和其他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把启蒙与反启蒙运动塑造成了两种对立的文化。反启蒙是从启蒙内部而起的批判,因此在许多方面两者是重叠的。不过,在关于时间的看法方面,两者是相互冲突的。启蒙的时间更多倾向于年代学意义上的,可以被打上"空洞的"标签。而反启蒙对时间的感知却是"具体的"且与历史时间如出一辙。这两种不同的时间必然造成了在同时性问题方面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