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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9～1928年的爱国运动中,面对异常耻辱的外侮,一些爱国者愤而自杀。他们痛感在外来侵略与压迫下,中国社会仍然四分五裂,抗议运动不能持久,痛感国人不团结、缺乏国家观念,故试图以自杀警醒同胞,使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对外抗争。其自杀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献身,作为激励国人对外抗争的策略与方式,具有利他主义自杀的特征。在如何报效国家的问题上,他们的认知有偏执之处。但他们对爱国运动存在问题的揭示,引起了媒体及运动组织者的重视。媒体对他们的自杀及遗书予以报道,称他们是殉国的烈士,赋予正面的社会意义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当时社会动员的需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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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将改变青年人格形象,塑造"新青年"作为救国和建设新社会的当务之急。他认为"新青年"应是一个平等的、理性自主的、意志自由的、有德性的、富有情感的主体,其人格应在自我实现和社会实现中完善,在价值取向上应将实利和重道结合起来,在人生态度上应取进取精神。"新青年"人格理想虽也是真善美和知情意的统一,但已将对人格的独立和自由的追求放在主导地位,开始超越传统人格说中理想人格就是对道德人格的追求,向着人格之真和自由之境迈进。因此,"新青年"人格观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人格观的特征,标志着中国现代人格观的诞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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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政治领袖和文化名人双重身份的陈独秀,对1920年代的上海大学产生过重要影响。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明星,自然受到上海大学前身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学生的仰慕,他宣称的新文化新思想为学生改组学校提供了精神资源,新建立的青年团组织,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学校改组时学生原拟推举陈独秀为上海大学校长,主要在于他的新文化人的名人效应。上海大学创办后,陈独秀作为中共领导人指派过陈望道到学校任职,并通过指导党团员活动,对学校事务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陈独秀的思想和主张通过中共在校内的教师和学生,在上海大学发挥着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显性的文化名人效应与隐性的政党组织运作,是陈独秀影响上海大学创立与发展,影响上海大学青年学子的两条重要路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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