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生活”编纂实例述评

在首轮修志中,有很大一部分志书都设立了“人民生活”之类的篇章,从部分出版的志书和未出版志书的篇目来看,第二轮修志基本沿袭了这个做法。本文试图通过对部分志书“人民生活”编纂实例的比较性评述,在设置、记述框架、记述方法等方面为编纂实践提供一点参考。     

论地方志的社会生态记录功能

从存史的要求出发,地方志作为“一地之百科全书”和“一方之全史”,应当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状态进行记录,即社会生态记录。在存史的方式上,地方志有从容展示历史横断面的优势,可以较好地进行社会生态记录。要实现地方志的社会生态记录功能,就应当以人为本,体现人在社会生态中的主体地位;关注民间,把握社会生态的立足空间;述而有作,揭示社会生态中的生动因素;注重系统,展示社会生态的立体结构;加强链接,展现社会生态的丰富内涵。     

方志文献的文化价值归宿——缘于一次旧志文献利用实践

在江西省石城县开展的"走遍石城"调查采风活动中,方志文献特别是旧志文献被反复、充分利用。方志文献在地方文化标识的建树和文化脉络的梳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方志成全了事物的文化旨归,也成全了自身的文化价值。在工业化、城镇化大潮推动的社会变动中,文化的价值备受关注和重视,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方志文献利用上有更多的担当和作为。     

试论民国方志的过渡价值——以民国《南康县志》第二编为例

新方志相对清代以前的方志,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民国方志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具体表现为记述内容的大幅度调整、记述形式的探索创新和思想方法的重要变化。这种过渡是方志变革的实践和探索,是方志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反映了民国方志在方志发展中的应有地位。     

亲历、记忆、历史：不同于工具性的年鉴维度

地方志历代倡修,并被誉为“一方之全史”,其成书占我国传世典籍的十分之一,理应得到学界的重视。诚如是,那么,2006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应当得到学界至少是史志界的关注,那就是国务院出台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将方兴未艾的地方综合年鉴（以下简称地方年鉴）纳入了地方志的范畴。     

口述史在地方志领域的地位与价值

对于地方志和口述史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地方志的源头,地方志在各个发展时期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口述史成果。口述史方法在地方志领域的运用可以填补文献资料的空白,可以补救文献资料的偏差和讹误,可以完善地方志记述的内容,有利于正确认识并科学反映事物。并探讨口述史对地方志的四点理念启示:一是将历史的讲述权交还给当事者,二是重视第一手资料,三是多元的历史视角,四是关注历史与人的关系。     

从石城客家姓氏志的编纂看地方志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江西省石城县客家姓氏志编纂实践中存在定名之争、体例不清、不注重使用原始资料等问题,要以《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为契机,在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上取得共识,以促进地方志学科建设;地方志因其独特体例,可以成为记载地方某一特定事物全景的合适文本;应当建立与各类地方志实际相适应的编纂体制,以促进地方志事业的全面繁荣;要尽量促进入志资料的原始化,以提升地方志的价值和地位;要加强对专业志编纂的指导,以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     

西方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方志联想

不断发展的西方史学思想,丰富和刷新着人们认识和表述历史的方式,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志为史裁,借鉴、引进中外史学思想对于拓宽方志理论思维,创新方志编纂方法,促进方志学科的成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者就历史时间、历史意图、历史话语权、叙述的原点、叙事的本相、配景模式、荒野说等西方历史编纂学思想,进行了“史为志用”的引申和联想,通过向历史领域的“引智”,为方志理论增添了源头活水.     

志书编纂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

第二轮志书的编修已经在全国各地展开,动手较早的一些地方的志书已经出版,更多的志书正在编纂、修改和评审之中,当然,也有尚未着手编纂的。笔者阅读了一些已出版的志书和未出版的志稿．从中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以2004年8月出版的《XX县志（1996—2000）》为例,将其稍作归纳并陈述于此。这些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后来者鉴戒。     

《地方志工作条例》与地方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正>在全国首轮新编地方志工作基本结束、第二轮修志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06年5月18日正式出台。《条例》的颁布实施,将地方志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是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规定的粗略解读,论述《条例》在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