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抑他杀：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集中现金条例的颁布与实施

集中现金条例是武汉国民政府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对其评价与判断武汉经济困难的成因密切相关,向有的“自杀”、“他杀”两种观点,作认为均有偏颇之处。集中现金条例的颁布是武汉政府在当时环境中较现实的做法,其实施对该政权有实际的利益。而政策出台后各方的反应亦使武汉的经济困难加剧。不过,政府虽刻意宣传“经济封锁”是导致其经济困难的主因,但实际上其内部的财政问题以及有所失控的群众运动均是经济环境趋于恶化的根本源头。政府亦曾采取“新外交经济政策”以摆脱危机,但效果不彰,最后在政治剧变中被迫放弃集中现金政策。     

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

在民国初年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往往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矛盾的性格。虽然我们可以发现商人民族主义意识的抬升,但是总的来看,商人在运动中多处于被动地位,其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保持一定的商业程序。以“五四”、“五卅”两次运动中的江浙地区来看,罢市多是在学生等的压力下得以实现,且罢市后,暗中继续营业现象依然存在。当外在干涉力量浅弱时,商家便想尽快开市。抵货运动的发起,不同行业的商人利益得失相异,故其态度便有很大的分野。一些与外商竞争营业的商人,他们常会对运动表示支持。而一些与外商合作营业的商人,则常因为运动而遭受损失,故基本上持反对态度。然而由于内在因素的制约,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商界损失面便会扩大,而支持亦会日益减少,运动便无法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