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梁启超共谋讨袁

蔡锷(1882-1916),一代名将,因率先举旗“为国民争人格”、推倒袁世凯帝制,而被誉为“再造共和第一人”。他出生之际,正当清朝摇摇欲坠的大变动时代。1897年10月,维新变法运动呼之欲出,年轻的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前往长沙,出任著名的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不足16岁的少年蔡锷步行350华里,从故乡湖南邵阳走     

蔡锷、唐继尧与护国战争

朱德眼中的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引自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张东荪：中间势力代言人

1943年7月,一个从日本人牢狱里出来不久的燕京大学教授派私人代表,和十八集团军代表彭德怀签订“七七抗日协定”。     

不能遗忘的费巩

费巩是谁?今天的人大概都比较陌生了。浙江大学有个费巩亭,但了解费巩的学子恐怕已寥寥无几。我最初知道费巩还是在《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到图书馆只能借到几本介绍费巩的书,却借不到费巩写的书,但仅仅凭这些书的介绍就让我对他肃然起敬。他是20世纪历史上不该被遗忘的人物之一,他和闻一多、李公朴一样被那个黑暗时代的残酷的政权谋杀了。1946年初,中共代表向执政的国民党要求立即释放的政治犯名单上就有费巩的大名,可惜那时候他早已尸骨无存。和他同时列名的还有叶挺,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廖承志,国民党左翼领袖廖仲恺的儿子,共产党员;张学良,     

陈独秀与胡适的后援力量

早就有人说过,“五四”那一代思想巨人的产生有当时东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这固然没有错。我更想强调的是,当时的中国也为胡适、陈独秀、鲁迅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日记中的开国盛典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当夜,浦熙修就给上海《文汇报》发去专电：《人民代表欢聚一堂开国盛典隆重举行》（第二天就见报）,她特别细致地描绘了高悬会场前、“光芒四射”的人民政协大徽章：“徽章式样,复杂而美观。中间秋海棠叶之红色中国,高踞白色地球上;上面又高插四面大红旗。淡蓝色的光线自地球周围发出。再外围,上半圆以蓝色齿轮;下半圆以黄色嘉禾,象征工农。”     

笔底波澜——中国百年言论史的几个阶段

早在10多年前,我便开始思考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抓手是什么,有什么可以成为我们通往未来更美好、更合理社会的一个抓手？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都是,但是建立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或者创造一个合理的公正社会的前提是什么？我想到,可能我们探讨一两百年,中国的核心问题,从起点上来说还是言论自由的问题,首先要给人有说话的自由,     

逆流而行：杨度与君主立宪思想

1915年12月23日,蔡锷发动护国战争之前以唐继尧等的名义给袁世凯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其中要求惩办十三个“帝制祸首”,即所谓的“十三太保”,除“筹安六君子”外,还有“七凶”（即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西南独立各省直到推倒帝制以后也坚持起码要惩办这几个人,但在1916年7月黎元洪、段祺瑞政府发表的通缉文告上,十三个人只剩下了五人,添上另外的三人,     

中国企业家的本土传统在哪里?

追寻他们所开创的本土企业传统,我们不仅能找到中国企业家真正的财富精神源头,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近代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应该是一个起点,而决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