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世昌与七月剧社

近日整理书籍时,发现一本成都出版社的《晋绥边区七月剧社回忆录》,一篇由万一先生撰写的回忆录《忆裴世昌在七月剧社》引起了我的注意。因我单位有一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叫裴瑞昌,原是我局政治部主任,参加革命后到过延安,是我省平遥人。裴世昌也是平遥人,也到过延安。二人的名字如此接近,莫非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于是我找到裴老,想问个究竟。     

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建馆20周年庆祝会会议综述

2008年11月8—9日,法门寺博物馆为庆祝建馆20周年,举办了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对20年来法门寺出土文物研究及法门寺历史文化,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入研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考古研究所等全国各地从事佛教、考古、艺术、博物馆学、茶文化研究的50余位学者与会,     

忆“农民水利土专家”路银

我和被群众誉为“农民水利土专家”的路银,相识于红旗渠工程开工的1960年。 那年夏季的一天上午,我在悬崖上除罢险,下落到离地面六七米高的时候,一个正在搞测量的人把我叫住了：“喂,同志,你帮个忙怎么样？”我回答说：“行啊,你说吧!”“你帮我在石头上画个记号就行。”说着,他让我用绳子将一把尺子吊上去,然后根据他的指挥,用红漆在石头上画了个点儿。     

回忆先父石玉殿

我的父亲石玉殿,曾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全国林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舒、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中国的米丘林”。     

抗战后的教育募捐运动

抗战时期,我国许多公、私立学校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不得不从北方及沿海迁到西南。这一时期是我国教育经费最困难的阶段,教育经费的支出在最低时仅占财政预算的0.3%(宪法规定为15%),各公、私立大学的师生生活非常困难。抗战胜利后,各项事业亟待恢复,特别是迁到西南的政府机关、工     

人文的和整体的历史：西方经济—社会史初论

经济一社会史的英原是“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所以准确的翻译应是“经济与社会史”或“经济—社会史”。经济—社会史研究在欧美各国历史学界和高校经历了几十年不同程度的发展,至今仍方兴未艾。现在,我们愿借此机会对经济-社会史的来源、发展现状和基本特征做一概要性的述评,以进一步推动和开拓我国的历史学研究领域。     

抓好迎考四件事

每年,对于数以万计的有孩子要参加中考、高考的家庭来讲,都关心着一个问题:如何抓住战前的关键时机最后一搏,让孩子离理想的学校近些,再近些。笔者为此走访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得到的信息是:好成绩来自身心俱佳的状态。要想身心俱佳迎大考,需从四个方面做起。     

“古碑文化”亟待抢救

古碑是古代人民的伟大创造,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保护古碑是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所存古碑到现在已经不多了,这为数不多的古碑又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爱护,有的被弃置荒野,有的已残破不堪,古碑文物的损失,令人痛惜。古碑备受冷落,有众多原因。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古碑在建筑中只有附属地位。二、对古碑历史价值的忽视。三、自然的破坏。四、人为的破坏。上述原因使古碑受到侵袭和损害,乃至湮灭。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还有许多古碑将继续受损,在这种情况下,抢救与保护现存古碑就不是可办可不办的…     

诸葛亮头痛关云长

诸葛亮是善于治国治军的良臣贤相,他治国治军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严刑峻法,赏罚分明。诸葛亮认为军国统帅应“明赏罚之理”,操“赏罚之政”,做到“赏善罚恶”;只要“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如果“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恶起于非功”。由于认识清晰与措施严密,在他治理蜀国期间,做到了“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终于邦域之内成畏而爱之”。但是,有一个人,即刘备的结义兄弟,被后世统治者推为尊神供奉于武庙中享受殊荣的关羽,对诸葛亮并不“敬而爱之”,而是…     

引黄淤灌：熙宁变法中的重大成就

<正>宋朝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分裂局面,经济腾飞,科技发展,文化繁荣,创下了东京梦华的辉煌。然而,由于当时兼并土地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百姓苦难,怨声不断。同时,兼并发财的富豪刻意隐瞒土地,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因此,在朝政繁荣的背后,也蕴藏着深刻的国内社会危机。宋神宗赵顼即位后,决心改变这一状况。熙宁初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大力推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