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

称名与不称名,在西周春秋以来的日常交往中体现和确认交往双方地位的尊卑高下。春秋以后则出现了通过“策名委质”将隶属关系固定化的做法,用以建立稳定的统属关系。后代出现的百官“名籍”与战国时产生的普遍户籍制度均有类似的作用与意义。基于此,百姓又以“名”为媒介建立了与不同性质的“物”的责任关系:“物勒工名”体现了工匠、监造官吏对器物质量的责任关系;“名田宅”体现了“农”对系于其名下的田地负有的向官府交纳赋税、服役的责任;官文书上的署名包含了有关官吏所承担的性质不同的责任;从而搭建起帝国中君—臣(民)—物的基本关系构架。分析人“名”如何使用,有助于从内在脉络认识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态。     

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一般认为 :北朝时期 ,乡村因实行三长制而不存在乡里编制。其实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 ,北朝乡村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约自北魏太和年间开始直到北朝末 ,除北齐时京畿地区不设乡里之外 ,均设有乡里编制。不同于前代的是 ,北朝的乡里具有划定的地域 ,这可能与实行均田制有关。乡里编制虽然普遍存在 ,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 ;相反 ,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 ,并依托“村”组织活动 ,官方的乡里设置在村落受到架空。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19世纪末以来,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皇帝为专制皇帝的论断影响广泛,流行不衰,并成为中国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之一。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说法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指出此一论断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经由日本广为不同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通过辞书与历史教科书渗透到大众中,罕有质疑者。这一说法实际未经充分的事实论证,不加反思地用它来认识帝制时代中国的统治机制只会妨碍研究的深入。     

阎步克著《乐师与史官》读后

过去的百年,中国史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与发展,也面临看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其中最具根本性的挑战是如何能够在概括本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系统的解释。表面看来,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坛上,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及年鉴学派、社会史、文化史、后现代史学等等各路理论,五光十色,此伏彼起。仔细分析,上述理论乃至研究所使用的许多基本概念都带有西方的胎记,几乎都是在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下孕育出来的。仅凭这些理论究竟能否洞悉中国历史文化,不能没有疑问。①长期以来,多数中国学者或是在这些理论光芒的笼罩之下,直接利用它们来分析、解释中国的具体史实;或是埋首于似乎远离     

北朝“三长制”四题

本文从四个侧面对北朝“三长制”进行了新探索。首先 ,进一步证实“三长制”确立于北魏太和十年 (公元 486年 )。其次 ,依据《魏书·地形志》记载的太和十年至十四年州郡县设置变动 ,考订出初立三长时朝廷搜括民户所得达 60万口 ,并试图揭示当时地方官员在这方面的具体贡献。复次 ,证明“三长制”下 ,京畿地区称“三正” ,外州称“三长”的制度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最后 ,指出当时“三长”的实际负担沉重 ,对地方豪强难有吸引力 ;这些“三长”在乡村生活中的地位也不高     

《隋书》标点勘误及校勘补遗四则

1 册三 ,页 777,《百官志下》记隋开皇时官制 ,云 :“司农寺统太仓、典农、平准、廪市、盾、华林、上林、导官等署。”“廪市”误 ,应作“京市”。理由如下 :同处列举诸署名称后 ,又指出太仓、京市及导官三署的下属。太仓、导官均隶司农 ,“京市”亦当如是。但上文仅见“廪市”而无“京市” ,二者必有一误。该志后文述炀帝朝官制变化时称“司农但统上林、太仓、盾、导官四署 ,罢典农、华林二署 ,而以平准、京市隶太府” (页 798)。显然“京市”旧隶司农 ,上文“廪市”必是“京市”之误。《通典》卷二六《太府卿·诸市署》云“隋初 ,京市…     

汉景帝不吃老鼠吗？——我们如何看待过去

汉景帝阳陵16号外藏坑出土的褐家鼠鼠骨,经动物考古研究者鉴定为侵入遗址所遗留。不过经过计算可知,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褐家鼠实际上无法通过打洞的方式侵入陵墓。结合满城汉墓的鼠类陪葬品和出土物的相互关系可知,"后期侵入说"无法成立,应将阳陵鼠骨视为景帝生前饮食习惯在地下世界的反映,而研究者则是将现代人不吃老鼠的错觉不自觉带入了考古研究的语境。事实上,食鼠的风俗其来有自,从史前遗址直到今人风俗,古今人食用各种鼠类的现象斑斑可数。用现代人的口味来推度古人属于一种"辉格式"的思维方式,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望过去,往往容易形成"以今度古"的思维惯性,不免会误解古人。对此,应不断在研究与生活中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