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己与治人之间——汉代翕然考

本文探讨儒家经典中的“修己治人”论在汉代何以能够实现。当位居政治上层的人物致力於“修己”,显示出了只要是人就应该具备的姿态时,受到感化的民众於是对此模仿,力求奋发向上。本文针对被感化一方的主体性契机,对上述现象产生的逻辑进行了考察。切入点置於反映民众主体性的“翕然”一词之上,指出民泉具有的立志从善之心在政治上层人物的“修己”行为下得到觉醒,民来试图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不善,而“翕然”正是用来形容这一连串心理动态的词汇。汉代教化政治中的“治人”是在政治上层人物的“修己”下觉醒的民众从主体上开始向善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鲍罗廷与整理党务决议案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内左、中、右的分化更加明显,形成了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他们组织各种派别活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夏,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公开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主义哲学的基础》等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反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强调团体的独占性、排它性,这些小册子成为国民党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1925年8月国民党右派在广州     

敦煌本"庄严文"初探——唐代佛教仪式上的表白对敦煌变文的影响

前言 在研究界里,法会仪式和讲唱文学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引起了前辈学者们的注意,在敦煌文献被发现不久就开始研究了.最早入手的是罗振玉氏,罗氏在<敦煌零拾>(1924)一书里,用"佛由"的名称来介绍了他所藏的三种讲唱文学作品,即现在所谓的<维摩经讲经文>、<降魔变文>、<欢喜国王缘>,然后其跋文里把这些作品视为宋代说话四家之中佛经演说的"讲经"源流;其次有向达的<唐代俗讲考> ①,这篇论文里,向氏第一次谈到了"俗讲"一词,并论及敦煌变文与俗讲仪式的关系,还提及了押座文在仪式上的功能及其与变文之间的关系.另外,孙楷第<唐代俗讲经轨范与其本之体裁> ②,泽田瑞穗<支那唱导文学的生成> ③等论文里更加深入探讨了仪式在俗文学演变史之中的地位.     

哪惜血与汗 共绘战洪图

1954年的洪水堪称百年未遇.据1984年黄石市水利工作者发现的特大洪水的石刻洪痕表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大水比民国20年(1931年)高1.47米,但比1954年的最高洪峰要低0.15米.1954年5、6月,黄石地区降水特多,江湖水位迅速上涨,形成了特大外洪内涝的严峻局面.据气象记载,4、5两月,黄石总降雨799毫米,为历年同期平均雨量的2.1倍.4月13日至6月5日,南湖水位从17.33米涨到了20.02米;同时长江水位从14.9米越过了22米设防水位.6月又降水524毫米,为历年同期平均降雨量的2.3倍,南湖水位急剧上涨,终于漫过2米多高的黄枫堤.     

《国清百录》之初步研究

《国清百录》初为智者大师的门徒智寂编集的“先师遣迎信命”。后因智寂在“搜访未周’的情况下圆寂,智者的另一弟子灌顶有感于智寂“笔墨之功,与气俱弃”,乃续更撰次,以成定稿,据灌顶自己说:此书“合得一百条,呼为《国清百录》”,编集此书的目的意在“贻示后昆,知盛德之在兹”。故此书著作权一般皆归于灌顶。 《国清百录》的本子比较复杂,宋《崇文总目》“释氏类中”作一卷,宋释志磐之《佛祖统纪》“九祖纪”及“山家教典志”皆作五卷,而《宋史·艺文志四》“释氏类”既著录一卷本,     

敦煌变文覆录刊本资料的演变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四万多卷献,是中国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在研究界引起了众多学的讨论,使不少原来云缠雾绕的问题得以一窥其斑。比如,宗教方面关于隋代三阶教的研究,矢吹庆辉氏从敦煌献中发现了有关三阶教的资料,经过一番研究以后,发表了《三     

胶济铁路及其沿线煤炭产销(1920—1937)

1920年至1937年间胶济铁路沿线煤矿利用便捷的运输条件,其生产能力、对外运输量均得以提高。产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煤炭消费者的需求。胶济铁路沿线煤炭销售市场具体状况如下:胶济铁路沿线是淄博煤炭的最重要的销售市场;上海商埠虽然是具有外资背景的日煤、开滦煤的天下,但淄博煤凭借着自身的优势仍然在该地占有一席地位,且市场份额有逐渐提升的趋势;除此之外,淄博煤炭还远销到日本、广州等国内外区域,但由于数额少,在整个淄博煤炭销售总额中,其地位无足轻重。淄博煤炭从当地农家自产自销抑或拘隅当地的小范围流通到日益成为埠内外市场经济体系的一环,是近代山东经济逐渐融入国际化的表现。当然淄博煤炭能在青岛、上海等埠内外畅销,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近代以来我国沿海城市相继成为商埠,工业化萌动刺激了对燃料的需求。     

试论继电保护事故处理方法

文章总结了事故发生的共性原因并对事故的种类进行了分类,结合现场实际,提出了分析与处理一般微机继电保护事故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洪颐煊卒年正误

洪颐煊,字旌贤,号筠轩,晚号倦舫老人,临海人。洪氏是清代乾、嘉时期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学者之一,近代著名音韵训诂学大师黄侃说过:“清世礼学辈出,日趋精密,于衣服、宫室之度,冠婚、丧祭之仪,军赋、官禄之制,天文、地理之说,皆能考求古义,罗缕言之。略举其人,则昆山徐乾学建庵,鄞万斯大充宗、斯同季野,……临海金鹗秋史、洪颐煊筠轩、……此皆有成书,可以为埠”(《黄侃论学杂著·礼学略说》)。而对于洪氏的卒年,目前通行的一些工具书中,可以说没有一种是正确的。如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著之《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辞书编辑室编纂的《简明中国古籍辞典》、洪焕椿先生撰著的《浙江方志考》等,皆定其生卒年为公元1765年至1833年,又谭正璧先生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与吴海林、李延沛先生编撰的《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则皆有生年 (同上) 而无卒年。其实,洪氏现存的著作中可知,洪颐煊绝非卒于1833年。凡是读过洪氏《诸史考异》者都知道,该书卷首有洪颐煊的自序一篇,序有云:“戊子 (道光八年——1828年) 冬杪自粤归里,寒庐多暇,复取《国志》以迄《南》、     

天台国清寺塔发现之隋代线刻菩萨像研究

天台国清寺塔发现的线刻菩萨像共七尊,每尊一石,石高130、宽43厘米,分别为导师、弥勒、药王、文殊、普贤、观世音及大势至.这批线刻菩萨像虽然发现已久,但对于其绘刻时代、内涵和艺术价值等,至今尚未有人作过专门研究.据说:“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来天台考察,断定为隋代之物,并把佛像拓片带回北京.”可惜其考察结果并未形诸文字.为使国内外学者和诸多同好对此有一粗略的了解,并进一步开展深层次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对这批石刻线画作一初步的研究和探讨,以祈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