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南的一对红色恋人

白色恐怖中的“革命加恋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革命加恋爱”成为许多青年人追求自身解放的奋斗内容。在巴金的早期小说中就写了不少“革命加恋爱”的人物和故事。请看这一段话:前天摘回来的菊花儿,我拿回来那几朵,还在那碧绿的漱口盅中插着,向着那案头人儿微笑。不知你那几朵,可曾是这样否?     

吴宓和他的家务女工

著名学者吴宓年逾古稀之时孤身在重庆执教,自"四清"始由家务女工唐昌敏照料他的生活。文革期间吴宓身心均受到极大的冲击和迫害,然而唐昌敏不离不弃,依然悉心照顾;同时吴宓对唐昌敏一家的不幸遭遇也予以极大的帮助。大学者与平凡的家务女工结成了难得的患难之交。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了非常年代的经历,留下了珍贵史料。详见《吴宓和他的家务女工》一文。     

红卫兵绑架李井泉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李井泉就担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不论是抓右派，反右倾，还是在“四清”运动中大整“烂掉了的基层政权”，大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都像领导军队打仗一样，领导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省干得轰轰烈烈，从不落后。毫不手软，因为他有股军人作风，干部们都习惯于称呼他当时挂靠在军队中的职务“李政委”。“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烈火”点燃后，他积极领导西南…     

章士钊三次为我的冤案呼吁

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国雄,因康家与蒋介石的关系而以“蒋介石的干儿子”获罪,在“文革”中被整。身份特殊的章士钊不惧嫌疑,三度为康国雄喊冤,终于使“生死攸关之急迫重案”有了转机。     

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下卷)》,在1962年6月28日的记载中,有一句话：     

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 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的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见证历史沧桑的重庆交电大楼

重庆市最繁华的中心区解放碑周嗣，现在已经是高楼林立了，而在文革前，这一带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楼房高度不得超过解放碑的高度。因此，当年这里所谓的“大楼”，最多也就三四层而已。     

我与蒋介石的一段忘年交

康国雄之父康心如是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是重庆的历史名人。抗战时期曾任陪都临时参议会议长,同时也是大金融家,他经营的美丰银行在重庆家喻户晓。康国雄本人也有传奇经历。抗战期间,蒋介石喜其顽皮可爱, 每次在别墅山间散步都会找他陪同,还请他去家中吃饭玩耍,让蒋纬国陪同,这种交往持续了二三年。“文革”中康国雄被诬为“蒋介石的干儿子”,抄家、下放。     

一份抄家物资处理价款清单

2004年底,因为搬家,在清理杂物时,妻子卢璜找到了她家于“文革”后期留存下来的一份抄家物资处理价款清单。看着清单上那些物品名称和折价金额,真叫人百感交集,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