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學的對象和意義

什么是目錄学? 蘇維埃的出版物——書籍、小册子、雜誌和報紙,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强有力的工具,是教育人民羣衆的源泉,是共產主義社會建設者在進行創造性的勞動中的助手。     

天堂告急

在这个以建制之速朽而名垂史册的时代,得知国家公园历经多年风雨,仍然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创意,无疑是让人安慰的。1912年,英国外交家詹姆斯·布赖斯做出了这个判断,当时美国能够拿来夸耀的公园还屈指可数,而新建一个联邦机构专职照看这些公园还是四年之后的事情。逝者如斯夫!再过不到十年的时间,美国人就该开香槟庆祝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百岁生日了。不过,以最近的情势来看,这要有一个前提:到时得有足够多的高标准未糟践踏,美国人才有理由举杯相庆。     

关于卫辉比干庙地方风物传说分类研究

河南新乡卫辉比干庙乃是天下以第一的比干庙,它是华夏地区第一座把墓地和庙宇结合在一起。庙宇苍劲有力,气度恢宏,宏伟壮烈,突显了古代汉民族聪明才智。河南新乡卫辉比干庙有很多地方风物传说:有关于建筑、民俗、名人、自然万物等。这些地方风物传说以比干庙中奇特的人文自然为背景,环绕比干高尚的节操以及民间信仰(财神)等叙述的民间传说故事,它具有浓厚的中原文化色彩。对河南卫辉比干庙地方风物传说进行分类研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莫理循眼中的民国街景

正~~     

“一带一路”背景下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经济关系的考察与审思

经济往来是文化交流、文化磨合的基础。几千年来,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有着相当频繁的文化和经济往来。阿拉伯国家和民众作为东西方的桥梁,将中国的丝织品、瓷器、茶叶等闻名遐迩的货物传入西方,推动了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文化交流磨合的进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和2013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正式发起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正在为深化改革开放采取的宏伟举措。本文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自古以来的文化经济关系进行考察,并着重探讨作为东西方桥梁的阿拉伯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为推动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进程而做出的贡献。     

丝路叶尔羌-拉达克段商路及贸易的历史考述

丝绸之路是联系亚欧大陆的古商道,其状犹如网络,其中新疆南部叶尔羌通往西藏西部拉达克列城的商道,是古丝路通往南亚的重要支路。叶尔羌—拉达克段曾有过比较繁荣的贸易往来,尽管其间商道极其艰险。昆仑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之间的赛图拉是此商道的枢纽,叶尔羌至赛图拉主要有桑株、奇灵和玉喇阿里克三条道;赛图拉至列城主要有昌器利满和喀喇昆伦达坂两条道,今天新疆—西藏现代公路大体就是沿叶城—玉喇阿里克—赛图拉—昌器利满,再转西走向拉萨。清政府对来自拉达克商人征收商税不重,叶尔羌—拉达克两地贸易的内容主要是贵重商品的互换。清末,拉达克被英人所占,叶尔羌—拉达克段贸易仍在继续,但它已成为中英间的国际贸易。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曾启用过这条道运输滞留印度的盟国援华军用物资,或许是这条古道上最辉煌的一幕。     

正义之师 忠勇之师 血肉之师——东北抗日义勇军后代笔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东三省。"被迫着发出最后吼声"的志士仁人揭竿而起,抛头颅洒热血,组织起东北抗日义勇军队伍投入到波澜壮阔的战斗中,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2019年1月14日,本刊特别邀请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几位革命后代来到编辑部,听他们讲述东北义勇军的英勇战斗历史和敢于抵御外侮的大无畏精神。     

全球—地方视角下西安市软件产业集群的创新效应研究

全球—地方关系为产业创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基于全球（通道）—本地（蜂鸣）关系视角构建了软件产业集群创新效应研究的理论框架。以西安市软件产业集群为例,采用Stata13定量分析不同尺度创新合作的创新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本地和国际创新合作均对集群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且后者比前者的创新效应更强,说明搭建外部通道对集群创新的必要性;本地与国际创新合作交互对不同规模的软件企业产生的创新效应不同,对小型软件企业存在减法效应,对中型软件企业存在加法效应,对大型软件企业具有乘法效应。建立领先软件企业带动的开放创新系统,是西安市软件产业集群提升创新效应的有效路径。     

韩国学者论新罗与渤海两国之间的关系

对于朝鲜半岛的学者们来说,新罗与渤海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渤海国是朝鲜国家,并千方百计从新罗国与渤海国的关系中找到所有一切能证明它们是同种国家的事实(注8,第9页;注7,第344页;注9,第29页;注4,第334页;注5,第42页).所以,他们把新罗国和渤海国存在的时期称作南北国时期(注7;注10,第66页;注8,第12页;注5,第39页;注6,第67页).然而,由于所有的事实全都说明新罗通常把渤海国视为敌国(注8,第31页),韩国学者开始强调高丽承认渤海国这一事实(注7).     

国家起源的理论

千百年来,国家起源一直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孔德到摩尔根、马恩和列宁,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时至今日,在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吸收过去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国家起源更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文明起源)之一,并且产生了很多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卡内罗在这篇经典文章中,对当今各种理论流派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总结。就他自身而言,是持强制论或者说战争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他甚至认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他也认为,战争并非国家起源的唯一因素。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家的兴起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经过一些具体的过程,例如自然的限制、社会的限制、资源的集中、政治的演化等等。卡内罗的战争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由于它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而有巨大的合理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今后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写作于1970年,从时间上看观点已显陈旧,但是作为国家起源理论的一种重要流派,仍然值得介绍和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