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民间故事家研究叙论

民间故事学考察的对象是故事文本和故事的传承人或讲述人,即故事家。两者相互关联,演述活动的主客体之间构成了一种互动的再生产关系。20世纪民间故事家的考察与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故事家的发现和研究为中国现代故事学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学术路径,为民间和学者在故事层面的知识交换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左右江风雷的历史见证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旧址

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邓小平（化名邓斌）和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陈豪人、雷经天、俞作豫等分别发动和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百色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邓小平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张云逸为第七军军长,雷经天任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龙州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     

体验欧洲文化

对于喜欢买书的人来说,莫斯科如果算不上购书天堂,至少也是当今世界购书的最好去处之一。     

"异体"监察与西汉刺史制度

西汉武帝元封五年 (前 10 6 )建立的刺史监察制度是“西汉一大优良制度。”(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序言》) 其优良的原因 ,传统上认为刺史秩卑权重 ,就可以保证它有举察之勤 ,无陵犯之衅。清人赵翼说 ,刺史“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 ,而权重则整饰吏治之威重。”(《陔余丛考》卷二六 ) 清人顾炎武也说 :“夫秩卑而命之尊 ,官小而权之重” ,“秩卑则其人激昂 ,权重则能行大志。”(《日知录·部刺史》)然而我认为 ,刺史制度的优良在于其具有激励与制约的健全的内在机制。一《汉书·百官公卿表》“监御史”条下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及…     

披沙拣金 筚路蓝缕——《广西通志·出版志》管窥

６０年代在武昌珞珈山求学时,皮高品教授给我班学生开了一门《中国书史》课。皮先生讲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使我对中国雕版印刷术和刻本书产生了兴趣,并想到图书馆借一点有关广西雕版印刷史的著作看看,结果令人失望。８０年代和友人合编一本小册子,亟需参考广西雕版印刷史...     

杨朔的新华社特派记者生涯

<正>杨朔是著名作家,他写的散文《荔枝蜜》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是家喻户晓的文学名篇。解放战争时期,杨朔曾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活跃在华北战场上,参加过一些重要战役的报道,写下了不少有影响的新闻通讯。他写的通讯,主题鲜明、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文辞精美,深受读者的喜爱。为人谦和的特派记者杨朔,1913年4月28日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今烟台市蓬莱区）,原名杨毓8),字莹叔。曾就读于哈尔滨英文学校。1937年后,他先后到上海、广州、武汉、桂林等地,积极参加抗战文艺活动,     

广西富川百柱庙建筑彩绘的保护修复研究

广西富川百柱庙为明朝修建,该建筑物建筑构件的型式、彩绘、斗拱的制作技法等保留了典型的地方民族风格,是研究古代瑶族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但已年久失修。为了对该建筑进行维修,特别是对建筑内彩绘进行加固修复工作,应用XRD和FT-IR方法分析了彩绘颜料层的化学成分,结果表明全部为无机矿物颜料。以古建筑保存环境和彩绘层颜料化学成分为依据,通过现场实验确定用3％的Paraloid B～72丙酮溶液对彩绘层加固,结果表明该加固剂的渗透性、均匀性、加固强度都达到了对彩绘物的修复要求,加固后彩绘的颜色也较前鲜艳、明亮。     

试论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

毛泽东同志在其著名的《矛盾论》中指出：“对于物质运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它名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这就是说,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是我们考察研究一切问题所必须坚持的最基本的方法。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地区同全国其它地区相比,既有共同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面。共同性是指全国的统一性,特殊性是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差异性．共同性适应于共同性的政策,特殊性就要从实际出发,制定特…     

一件记录古黄鹤楼景观的石雕工艺品

江西丰城博物馆藏有一件记录古黄鹤楼景物的石雕工艺品。这件石雕工艺品,是以厚1.2厘米的平面石板,通过深、浅雕琢而成。石板呈紫红色,质地坚韧细密,应系祁阳石质。板面长68,宽48厘米。板面构图以黄鹤楼景为中     

民俗文献研究的前沿眼光——读张勃《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

中国古代民俗文献浩如烟海,却未能得到应有的整理与研究。在民俗学学科圈内,少有学者肯在这个方面下硬功夫。民俗文献研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民俗文献比较繁杂、零散,不如其他学科典籍文献相对单纯,且时间维度模糊,梳理起来难度相当大;二是民俗文献仅仅是民俗事象的载录,不是学问的书写,对其研究难以进入学界一贯所推崇的“考据”的学术境界,或者说研究者的学问和水平不能得到有效显现。而张勃的《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专著则另辟蹊径,瞄准学科前沿,有效地摆脱了这种困境,为民俗文献学研究确立和实践了一种崭新的高度,大大提升了民俗文献研究的学术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