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13世纪蒙古帝国的造币厂——阿拉斡耳朵-阿拉阿赞姆（和田）和喀巴克

新疆——对于无数研究东方钱币的学来说,都是一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地,这里曾出土过无数神秘待考的神奇钱币。甚至就在30年前,许多钱币学都根本无法想象,在西域马斯乌德（回历670年／公元1271年至1272年,AH670／1271—72AD）改革之前,该区域众多的造币厂曾打制了大量的钱币,早在1981年K．Baipakov和V．Nastich教授的章中,第一次提到在奥特拉（Otrar,吉尔吉斯坦南部）13世纪的一个银器及钱币窖藏中,发现叶密里,博乐和当时其他一些新疆境内的地方打制的银币（Baipakov,Nastich,1981,pp．20—62）。     

《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序

从1900年敦煌藏经洞中大量经卷文书的显现于世,敦煌文献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在上世纪已成为国际显学。由于敦煌文献多用俗字书写,其中还有很多当时的俗语,又因抄录者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加之书写潦草,错字及容易误识误解的地方很多。当学者们惊喜地从中挖掘关于文     

对秦桧的异说

秦桧之为巨奸大恶,不仅民间流传甚广,正史里也已成为定论,元朝所修的《宋史》,就毫不客气地将他引入《奸臣传》。杭州西湖岳坟前有秦桧、王氏、万俟离、张俊四奸跪像,从明代起屡毁屡铸,于今还跪在那里,表明人们胸中对秦桧等奸人化不开的愤恨,对受冤抑的岳飞的无限同情。为历史上的坏人铸像,实属罕见。     

文革时期看内部电影

电影还分内外?凡是经历文革的大陆人都不会奇怪。不光电影,那几十年间有太多的“内部”,所谓“内部图书”、“内部文件”、“内部供应”,等等,不一而足,总归都是仅供特殊人物享用,一般人享用不到。推而广之,“内部电影”就是高档的精神生活用品。文化大革命期间,“外部”电影几成绝响,差不多所有的电影都属“内部”,单位可以组织观看,但不公映。在其十年间,看过的外国电影屈指可数。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在云南农场的时候,有幸看过北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不免激动了一晚上,连呼过瘾,认为这绝对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电影艺术。后来…     

文明研究涉及所有社会科学

要阐释文明的观念,需要所有社会科学协力合作。它们当中包括历史学,但在本章中历史学仅仅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在此,要提到的反而是其他那些被称作辅助学科的社会科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集体心理学。这意味着我们要涉足四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尽管一开始它们的面貌各不相同,但是结果却是基本一致的。     

南湾生态之旅

南湾,这名儿一听就知道和水有关。岂止有关,75平方公里,那里多么浩瀚辽阔的水域呀,整个一个浩浩汤汤气象万千的大湖。南湾湖在河南信阳,号称中原第一湖,水肥水靓得让北京人垂涎。不过,我第一想跟你说的却并不是这水,而是围湖山中的茶山和我的一次茶山风情之旅。     

内蒙古新发现元代铜火铳及其意义

内蒙古蒙元文化博物馆收藏一件有明确纪年的元代铜火铳 ,该器发现于元上都遗址东北达特淖日之东。铳型为碗口铳 ,铳身竖刻两行八思巴文铭文 ,词义译为 :大德二年于迭额列数整八十。“大德二年”为公元1298年 ,“数整八十”为编号。以往发现的火铳有明确纪年最早的一件为元至顺三年(1332年)碗口铳 ,而大德二年铳则比其早了34年 ,因而成为目前所知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托忒文历史文献对清朝官方史籍编纂的影响

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 ,陈垣先生曾大力倡导史源学研究。史源学的要义 ,是追寻史学论著的史料来源 ,检验立论的依据 ,考证其中的讹误。半个世纪以来 ,史源学不但在历史学界享有盛誉 ,而且扬起学术规范化的风帆 ,驶向邻近学科的学术港湾 ,产生广泛的影响。① 当然这主要讲的是对汉文文献研究的影响。在蒙文文献的研究方面 ,1 978年蒙古国学者沙·比拉在他的专著《蒙古史学史》中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他在研究“帝国时代的蒙古史学史 (十三———十四世纪 )”的有关著述《圣武亲征录》、《元史》时就断言 ,它们的资料来源中有不少蒙古文资料…     

惠州市的地名环境与地名文化

城市地名特别是山水型地名和历史型古地名,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城市历史地理文化资源,它对风景园林、区域旅游文化、风景美学、城市形象等皆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意义和地理环境概括功能。本文在充分认识惠州城市地名环境特点的基础上,从地名学理论、历史和山水地名应用的角度,分析了惠州城市地名环境对城市的风景园林、历史文化名城、城市绿色形象和绿色品牌等方面的作用,提出几个主要风景游览区、酒店和街道的科学命名意见,并进一步分析地名文化对风景资源和城市生态文化的重要美化宣传效果。春秋时期,惠州属楚国范围。秦灭六国,平百越,设南海…     

亚斯尔·十娃子--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人

今天很难想象,东干曾经没有自己的文字,甚至没有一个作家。这样的时代是有过的。那时候,人们仅仅满足于民间口头创作的作品。到1931年才出版了文艺创作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亚斯尔·十娃子的诗集《启明星》。当时作者年仅25岁。现在,70年过去了,可以设想,亚斯尔·十娃子和他的第一批读者当时体验到了什么样的感觉,也许与飞行的感觉相似。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亚斯尔·十娃子的书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开始,称他为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人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本书的出版无疑成为作家的一个巨大成就,在这之前是诗人和学者般的紧张工作。使用自己发明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