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石文化区域环境与生业经济的差异化研究

以粟、黍为主,兼有麦类、豆类和水稻的农业种植体系,以及完善的农业生产加工过程、发达的家畜饲养业和较高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水平,共同构成了岳石文化合理完善的生业经济模式。但在地理环境和水热条件等自然因素差异的影响下,岳石文化各区域在农业种植和动植物资源利用等方面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山东地区中,鲁西北和胶东半岛的生业系统最为完善,鲁中南的旱作农业与家畜饲养业较发达,鲁东南以稻作农业为主,胶莱平原旱、稻兼作的生业系统集中分布在平原外围近丘陵地带,鲁豫皖交界的黄淮平原形成了种植与渔猎互补的经济结构,苏北和辽东半岛可利用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多样化的选择阻碍了该地区种植农业的发展。     

长江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

本文梳理了长江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生业经济发展的整体脉络,并对其形成动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自彭头山文化至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就产生并逐步发展起繁荣的稻作农业经济,逐渐形成稳定的稻作农业文化传统;生业模式由采集和渔猎为主,向稻作种植和家畜饲养为主逐步过渡。汉水中游作为长江中游与中原文化交汇的过渡地带,起到了农业交流的桥梁作用,稻作与旱作由此分别向北和向南持续传播。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以及文化影响的不同,长江中游的各个地理单元,其生业经济结构又表现出区域性和阶段性的差异,这其中文化因素应是主要动因。     

岳石文化农业经济的植物考古新证北大核心CSSCI

新近的植物考古工作表明,岳石文化农作物的比重高于非农作物,种类有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等,不同区域、环境、等级的聚落在农作物构成、生业经济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看,岳石文化农业经济在海岱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惟稻的出土概率在多数聚落降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局部地区稻作的弱势,与之相应,粟黍等旱作方式在多数聚落农业生产活动中得以强化。     

岳石文化农业经济的植物考古新证

新近的植物考古工作表明,岳石文化农作物的比重高于非农作物,种类有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等,不同区域、环境、等级的聚落在农作物构成、生业经济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看,岳石文化农业经济在海岱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惟稻的出土概率在多数聚落降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局部地区稻作的弱势,与之相应,粟黍等旱作方式在多数聚落农业生产活动中得以强化。     

海岱地区史前稻遗存研究

考古发现的海岱地区史前稻遗存数量,从后李文化时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呈增多趋势,空间分布范围也逐步扩大,岳石文化时期稻遗存数量减少。后李文化时期尚处于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稻在人类生活中重要性较低;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农业成为生业经济的主导,稻栽培成为稳定的农业发展模式;龙山时代农业进入强化生产阶段,稻作农业达到海岱地区历史上的顶峰;岳石文化时期,稻作农业萎缩,旱作农业进一步强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黄淮下游地区的生业初探

本文综合动植物考古和人工遗物的研究成果,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黄淮下游地区的生业进行了初步的综合研究和探讨。本文将以采集和渔猎经济为主、以农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为辅的生业模式称之为"初级开发型"的生业模式,将以农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为主、以采集和渔猎经济为辅的生业模式称之为"开发型"的生业模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是由"初级开发型"的生业模式到"开发型"的生业模式转变的过渡阶段,后一经济模式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确立,在此后的新石器时代基本呈稳定的上升发展。龙山文化时期较之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生业有很大的进步,形成多品种的农作物种植方式、多种类的家畜饲养方式,因地制宜的稻旱混作模式广泛分布。黄淮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生业有明显的区域特点和时代特征,其形成受自然环境和气候演变的制约与影响,最终则取决于该地区古人自身的生存策略、文化状况等能动性的一面。     

河南淅川沟湾遗址2007年度植物浮选结果与分析

沟湾遗址炭化植物遗存显示,植物资源在聚落生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可能较低。农作物以黍、粟、稻为主,从仰韶一期到石家河文化时期,黍都占绝对优势,而稻的数量或出土概率在仰韶四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虽然曾经显著增多,但都始终没有超过黍。屈家岭文化时期发现了大麦。先民农业活动以外可能还采集野生植物。沟湾遗址的植物遗存分析为了解该地区农业发展及野生植物利用情况提供了新资料。     

江苏镇江丁家村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

炭化植物遗存的分析结果显示,丁家村聚落的生计以农业生产为主,采集野生植物资源作为补充。农作物包括粟、黍、稻、小麦和大豆,属于典型的稻旱混作模式。水稻是丁家村所在宁镇地区的传统农作物,粟、黍和小麦属于外来旱地作物,它们的出现可能是宁镇地区与中原、海岱地区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其中粟、黍比小麦传入更早。此次宁镇地区湖熟文化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为首次报道,其结果为研究湖熟文化生业经济提供了材料和线索。     

渭河平原古代农业的发展与变化——华县东阳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植物考古新发现揭示:仰韶文化早期,渭河平原处在农业起源的过渡阶段,采集狩猎在当地人类生活中的比重日渐衰落,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生产的比重日渐增强。仰韶文化中期:渭河平原完成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进入到以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发展阶段。夏商周时期:从西亚传入的小麦在渭河平原农业生产中的地位突然大幅度提升,种植规模扩大,在粮食消费中所占比重显著提升,虽然还没有完全取代粟和黍两种小米,但已经处在了与粟同等重要的地位,标志着中国历史时期的"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即将形成。     

稳定同位素视角下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先民的食物结构和生业经济

北方长城地带是古代中国的核心文化区之一,在华夏文明和多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重建和还原该地区先民长时段的食物结构和生业经济备受关注。随着该地区先民和动物硬组织稳定同位素数据不断积累和丰富,稳定同位素视角下先民食物结构及生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轮廓日益清晰。鉴于此,经过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到辽代已发表的先民和动物的稳定同位素数据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史前时期先民主要以粟黍农业为生,并兼有狩猎采集经济;公元前1600年前后,长城西段先民的食物结构中明显添加了麦类作物,但中段和东段的先民依然以粟黍农业为生;先秦时期,畜牧和游牧在长城地带先民生业经济中的比重显著增强;两汉及其后,农牧经济相互影响且此消彼长,有效地推动了该地区的多民族融合与发展。     

田螺山遗址出土菱角及相关问题

田螺山遗址作为河姆渡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址,自发掘以来,其稻作农业的发展程度一直是研究热点,伴随其发掘和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得出了此阶段生业模式是基于采集渔猎,稻作农业仍为补充、且水稻尚在驯化过程中的观点。菱角的食用在河姆渡早期阶段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减少,到河姆渡文化二期晚期阶段几乎不再在人类的日常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推测先民们虽同时进行野生资源的采集和水稻种植,但是其比重已经发生了变化,更多的开始依赖于早期农业。     

豫北地区龙山时期生业经济的考古学观察

豫北地区龙山时期各遗址出土动植物遗存和生产工具的分析结果表明,当时已存在以旱作(粟、黍)农业和家畜饲养(猪、狗、牛、羊)为主,兼营采集、狩猎和捕捞业的生业模式。少量大豆、小麦、稻米等农作物的发现表明这一区域自龙山时期就已"五谷俱全",农业种植结构趋向复杂化。自然环境的优渥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频繁推动了豫北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和农业经济的持续繁荣,约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该区域与中原其他区域基本同步步入文明社会。     

河南新郑史前农业初论

已有考古工作表明,河南新郑地区的农业至迟发端于裴李岗时代,粟、黍、稻等粮食作物,猪、狗等家养动物在先民生业系统中扮演着一定角色;仰韶时代,具有农用功能的工具表现出进步态势,农业有所发展,可能已成为聚落先民生业的主体;龙山时代,农业进一步发展,聚落层级化趋势更加明朗;二里头时代,作物种类有粟、黍、稻及可能性的小麦,家养动物包括猪、狗、牛、羊等,具有农用功能的工具更加齐备。史前先民通过发展农业,经受住了气候事件的考验,区域性政治实体——城市聚落得以建立起来。     

江苏镇江孙家村遗址周代农业生产的初步考察

镇江孙家村吴国铸铜遗址年代为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植物浮选出稻、粟、黍、小麦、大麦、大豆等农作物和黍亚科、豆科、藜属、苋属、藨草属等杂草以及葡萄、芡实、菱角、栎果等可食用的野生植物。量化分析结果表明,遗址的周代农业生产为稻旱兼作模式,各种谷物在不同时期农业结构中的比重和地位并非一成不变,生产模式自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晚期经历了以稻作为主到稻旱持平,乃至旱作居上的演变过程。孙家村遗址的发现为深入研究宁镇地区先秦时期社会经济提供了新材料。     

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末期社会生计个案分析——以东台开庄遗址为例

东台开庄为江淮东部一处内涵明确的以龙山文化时期遗存为主体的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兼有少量良渚文化遗存.通过对遗址开展的浮选获得了水稻和粟等农作物,狗尾草和藜属等杂草类种子,芡实、菱角、栎果等其他可食遗存.稻作是开庄遗址良渚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最重要的农耕生产内容.农业在聚落生业中不占绝对优势,先民采集狩猎作为食物的重要...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业形态与稻作农业

本文基于考古遗址的植物遗存和稻作农耕遗迹调查和发掘成果,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业形态和稻作农耕进行了综合研究。研究勾勒出良渚稻作农业文化体系的生业形态特点:稻米生产发达,瓜、果、蔬菜等种植业结构完备,采集食物作为补充。以河道、水渠、田塍为基本要素的灌溉农业的成熟,以翻耕、除草为代表的栽培技术的改进,以选留良种和无性繁殖为特点的品种选育和繁育技术的进步等促进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表现为农作物驯化历程基本完成,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等。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加速了社会分工和复杂进程化,增强开展大型工程建设的能力,为文明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云贵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农业进程探究——以植物考古材料为中心

云贵地区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先民多元的生业策略。本文系统梳理了目前云贵地区出土的植物考古材料,对区域内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农作物结构以及农业种植发展历程、区域特点等问题进行探究。现有材料表明,云贵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就经营稻粟混合型农业,随着青铜时代麦类作物的传入,滇西北、滇东等地开始流行稻粟麦混合型农业。除农作物外,野生植物资源在云贵地区先民的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探究云贵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多样化的植物资源利用策略,对理解西南地区早期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植物资源的选择既是先民对山地环境的适应与探索方式,也是区域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山东午台遗址龙山文化聚落生计的植物大遗存证据

植物考古研究表明,午台遗址大汶口晚—龙山早(大约距今5000～4400年)阶段,居民植物利用方式包括农业生产和采集野生资源。豆科(大豆属)、藜科(藜属)、蓼科、大戟科、茄科、唇形科、十字花科、葫芦科、葡萄属等植物都可能是植物性食物资源的组成部分,以黍亚科为主的禾本科植物可能是食物资源或者是农田杂草。聚落农耕是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可能存在小规模的稻作农业;午台遗址出土的稻和小麦遗存,为认识海岱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农业传播提供了重要证据。     

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生业方式初探

本文通过梳理河南地区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对新石器时代(距今10000年—4000年)河南地区豫北、郑洛和豫西南三个区域的生业方式进行了初步的综合研究和探讨。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河南地区是以采集渔猎为主、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辅的生业模式,经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发展为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采集渔猎为辅的生业模式;新石器时代末期,农作物中新加入了大豆和小麦,家畜中新加入了黄牛和绵羊,多种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方式逐渐形成。人类对动植物资源的掌控、文化和资源的交流是生业发展的主因,同时自然环境对生业起到了制约和促进两方面的影响。在古代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进程中,生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河北南部两处先商文化遗址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河北村遗址和滏阳营遗址是河北南部的先商文化遗址,通过对这两处遗址出土的77件动物骨骼进行C、N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猪(-7.6±1.4‰,n=33)、狗(-9‰±2‰,n=7)和牛(-9.4‰±2.6‰,n=15)的δ13C值普遍高于羊(-13.3±3.9‰,n=16)的相应值,这说明前三者主要以C4类食物(粟、黍及其副产品)为食,而羊则以C3类(野生草本植物)和C4类食物为主,据此可推测这两处遗址先民可能主要从事粟黍农业。将猪的食物作为重建先民生业经济的替代性指标可知,滏阳营遗址比河北村遗址的粟黍农业发展程度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