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史公自序》“王子”所指

《史记·太史公自序》“王子”所指东湖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其作《律书》要旨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此处“王子”...     

太史公书何时以《史记》命名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唐代刘知几《史通·六家篇》认为,《史记》乃司马迁本人自命名,此说有误。赵翼《陕徐丛考》、朱药《笥河文集》、梁玉绳《史记志疑）、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均有考证,并指出其错误,王国维举出（史记）中“凡七称‘史记’（实际应为十三称）,皆谓古史也”还列举双人称“史记’一词皆为古史籍的例子7例,皆不指称（太史公书》。司马迁本人自命其书为《太史公书）,见《太史公书自序第七甘）。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两汉人多因袭这个命名,称（太史公…     

古籍整理与史学研究

一、历史研究离不开古籍自从有了对于历史的研究和撰述,就不能不重视古籍。孔子在讲到杞国和宋国的历史时,曾感概于“文献不足”(《论语·八佾》)。他说的“文献”,自然包含着古籍。司马迁撰《史记》,条件比孔夫子时好多了,那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遗文古事”,无疑也包含着许多古籍。可见,从前人的经验来看,历史研究是离不开古籍的。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历史研究不应仅仅是人类社会表象的记录,     

司马迁与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大师,司马迁曾闻道于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     

论《项羽本纪》的悲剧性

关于《史记》一书的悲剧特色,前人早有零星沦述。刘禹锡在《上杜司徒书》中曾说《史记》是“司马子长之深悲”,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史记》“悲世之意多,而愤世之意少”,刘鹗在《老戏游记序》中更说《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在确认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当有东方朔代撰《序略》考论

以司马迁自撰为前提来解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存在着诸多疑问.诸如,为什么作为尊称的“太史公”在同一篇中兼指司马谈父子二人?司马迂前文声言《史记》为“述”而非“作”,为什么后文小序解题却皆言“作”?“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一句,目前流行的几种点断皆难圆通; “拾遗补艺”之语,亦与司马迁写作宗旨极不协调;此外,前后文亦有相互重复之处.本文从上述诸问题质疑入手,结合桓谭《新论》、《汉书·司马迁传》、《汉书·杨恽传》所载东方朔、杨恽与《史记》的关系,指出:自篇首至“诸神受纪”,为司马迁自叙家世生平及著书缘由宗旨,其后为东方朔“平定”之文,自称代为书写《序略》.其内容包括评介司马迁生平及著书宗旨、体例构思,排列各篇顺序并作解题.篇末所缀一句,当为杨恽所增.若此,则上述诸疑皆可冰释.     

司马迁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司马迁的《史记》 ,“凡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为《太史公书》。序略 ,以拾遗补艺 ,成一家之言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 ,藏之名山 ,副在京师 ,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立的人格精神 ,给后世文人特别是编辑人、出版人多方面的精神滋养。一　崇高的名山追求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 ,是以本身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知识来影响社会和政治 ,“太上立德 ,然后立功 ,然后立言”。“三立”之中 ,最现实可行的是“立言” ,或传道授业 ,或著书立说 ,或从事出版活动。武帝时代 ,全国统一 ,…     

《晋书》的史论

史论的创立，由来已久。《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汉书》有“赞”，《三国志》有“评”，《晋书》以下，则多为“史臣曰”。《晋书》往往在有些例目前加一段序言，说明设立之原由凡例，有时也进行评论，亦可视作史论。自史汉至晋书，史论总的趋势...     

谈《序》

谈《序》所谓“序”,就是由作者或他人撰写、刊印在书或诗文前面,有时也可独立成篇,用以申述其写作因由、体例或对内容进行解评等等一种散文,又称“绪”、“叙”、“引、“前言”、“引言”、“序言”等等。序文最早始于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的《太史公自序》...     

析“春秋笔法”在《国语》中的具体运用

关于《国语》的研究,学界一直集中在讨论其作者和成书的问题。近年来,对《国语》文学成就的评价有些进展,但几乎没有文章涉及其著书笔法问题。本文拟从史家的本体意识及著史笔法传统着手,分析古已有之的“春秋笔法”在《国语》中的具体运用。     

汉代“市租”考

汉代“市租”考冷鹏飞市租,就是对商贾所征收的市场交易税。《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主父偃说：“齐临甾十万户,市租千金。”《索隐》注：“市租,谓所卖之物出税。”汉代在各都会集市设有“市长”、“市师”、“市啬夫”、“市门卒”（分别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

一、顾炎武提出的问题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寓论断于序事”,这确切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顾炎武指出这个问题来,对于我们研究司马迁的史学,大有启发。     

黄维翰与《黑水先民传》(续)

三 《黑水先民传》中在一些传记之后,加上“论曰”一段话加以议论。这些史论,与人物传息息相关,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给此书史传增色不少。 我国史书以叙事为主,但不乏议论。编年体的《春秋左传》其中就记有“君子曰”的议论。纪传体的《史记》于传末亦记有“太史公曰”,对人物生平事迹及影响有精彩的议论,     

谈《史记》的篇章排列顺序

《史记》篇章编次较灵活,不似《汉书》严整,有些地方乍一看似乎还很“混乱”。因此,历代学多有不解。司马贞在其《索隐》里就曾批评太史公篇章编次不当,认为《司马相如传》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传》不宜在《酷吏》、《游侠》间。金人王若虚继之说：“凡诸夷狄,当以类相附,则《匈奴》亦岂得在《李广》、《卫青》之间乎?……     

符号修辞四体演进视角下《史记》体制义例新探

以符号学“四体演进”理论探究《史记》体制义例,在以往“五体”之成说的基础上,对《史记》百三十篇先后演进的动态进程加以历时、纵向地描述剖析。在“由内容而结构,以结构为内容”这一前提下,以《史记》文本编排义例为主、“四体演进”理论为辅,用新视角作为“考古工具”,发掘文本的历史现场,将百三十篇划分为“神祇时期”“英雄时期”“人的时期”“颓废时期”这四大格,探寻序目内部的动态进程和太史公谋篇布局的深层目的。更进一步以《史记》文本反哺“四体演进”之说,为“反讽之后？”的疑虑提供《史记》答案。     

契丹币铭与国号

太史公作《史记》,自言“拾遗补阙,成一家之言”,然终成不朽之作。《史记》“藏之名山”以“俟后世圣人君子”。敝刊不敢以名山自况,而俟圣人君子之心则同。故辟此“百家争鸣”栏,专收“一家之言”。亟待读者诸君赐稿,或有一得,或有新解;论不必多,能言之成理;文不必长,能自圆其说。在作者为一家之言,在敝刊,乃至钱币学界,则百家争鸣之局成矣。     

为卫宏之司马迁“下狱死说”辨诬补证(《太史公卒年考辨》之四)

郭沫若先生认为:“司马迁之死是有问题的”,他很可能在写作《报任安书》之后“再度下狱致死”。(《关于司马迁之死》,载《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郭先生的推断是有根据的。他的根据是汉人卫宏的《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句下裴骃《集解》注引)     

七擒孟获：《三国演义》的搞笑片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几部名著,曾有过这样的说法：真《三国》,假《封神》,《西游记》,哄死人。于是,“真《三国》”中的“七擒孟获”,就被相当一部分人当成了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本文作者依据其掌握的史料指出,所谓“七擒孟获”,不过是小说家的笔法,当不得真的。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史记·货殖列传》引《老子》疑义试析

《史记·货殖列传》开篇便引了《老子》的一段话：“《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太史公为何要引《老子》这段话弁诸卷首？《老子》这段话究竟是...     

《史记》“实录”新探

《史记》“实录”新探易宁,易平《史记》在汉代就被人称为＂实录＂,司马迁以此书创作而获得＂有良史之才＂的美誉。在先秦史官中,春秋时晋太史董狐以＂书法无隐＂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汉太史公司马迁继其后当此殊荣,足见汉人对司马迁《史记》之推重。＂实录＂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