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巴体制下清代内蒙古喀喇沁地区社会结构——以喀喇沁右翼旗为例

随着清代扎萨克旗衙门档案的公开,研究者们已经逐渐注意到,清代蒙古社会中"鄂托克(otuγ)"与"苏木(sumu)"并存的双重结构的特点,前者是由孛儿只斤氏贵族集团"巴噶(baγ)"及其属民所构成的传统蒙古社会的组织,后者则是清朝为统治蒙古而编设的组织。目前对于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则略显薄弱。本文尝试以"阿勒巴(alba)"为切入点,以清代喀喇沁右翼旗为例,探讨上述两套组织的并存原理、运行机制及相互关系。     

清代城市人口构成问题研究——以清代陕西县治城市为例

古代城市的地理范围和城市人口构成,是历史城市人口必须先行解决的两大理论问题。本文提出用"城居人口"这一概念,来泛指历史城市全部人口,并以陕西县治城市为例,详细探讨清代陕西县治城市人口的一般构成,认为其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即支俸人口、赋役类人口、城防守兵以及包括宗教人士、乞丐、游民、罪犯等在内的其他人口,在给出检验、修正、估测这几类人口数量的基本方法和区间范围的基础上,构建了估算历史城市总人口的基本模式:Z_支+F_赋+C_兵=0.97X。     

清代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以清代皖志为例

清代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巅峰,方志编纂理论随之获得很大发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各地方志的编修普遍开展,大量文人学者积极投身于方志编纂,大大提高了方志的质量,同时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也趋于深入。清代方志编修者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方志编纂的理论问题,对于清以前的方志编纂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与此同时,在方志编纂理论的影响下,清代方志编纂体例、方志的结构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承袭旧志体的基础上,开始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这种现象反映了志书编纂实践发展的新趋向。     

清代雍和宫的金瓶掣签——以雍和宫档案为例

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八年,清廷在拉萨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各置一只金瓶,规定以后蒙藏地区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由金瓶掣签认定。以往研究对西藏金瓶掣签的实施情况有较深入探讨,而对雍和宫的金瓶掣签则关注较少。作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雍和宫满、汉、蒙文档案,对蒙古地区各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认定的程序和特点进行探讨。     

蒙古归侨的社会适应初探——以山西省为例的分析

论文以20世纪80年代初回山西省定居的蒙古归侨群体为例,通过查证史料、口头访问等多种方式,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蒙古难侨的归国历史,梳理了蒙古难侨安置的情况,并分析他们归国后的生活和文化适应、就业和经济状况以及权益保障等社会融入与社会适应等现状,从一个侧面审视与思考归侨的特殊性及其社会适应。认为蒙古归侨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形势下被迫回国定居的移民群体。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对其进行了较为有效的安置,使他们较好地适应了新的社会环境。但在时代变革下,蒙古归侨群体又面临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     

清代花鸟画概览——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例

本文从故宫博物院藏品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清代花鸟画作品,结合历史背景与史料记载,详尽分析了清代花鸟画名家名品的造型、笔墨、设色、审美以及营造意境等方面的高超画艺,呈现清代花鸟画艺术承前启后、繁荣昌盛的全貌。     

清代江南家族人口的数量分析——以汾湖柳氏为例

本文以汾湖柳氏家谱入手分析了清代江南家族人口的数量。     

清代梅花题材绘画窥探——以杭州博物馆“喜上眉梢”特展为例

自宋元以来,杭州成为梅花及其绘画作品的流行中心,至明清方兴未艾。本文以杭州博物馆所藏为例,探讨了以清代为主的梅花题材绘画的特点,并指出其社会影响力更为广泛与深入,也更具文人倾向性与生活气质。     

清代泉州商业建筑调查研究——以泉港新桥张氏建筑群为例

闽南传统民居的合院式布局受地理环境、气候、文化、伦理等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地方风格。近代以来,诸多学者对闽南传统民居的建造技术、工艺、材质、装饰等方面展开研究,但对于闽南传统民居中具有典当等商业性质的传统民居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对泉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泉港新桥张氏建筑群的实地勘测、调查,并对其形成的地理区位、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营建法则、空间组合、装饰等诸多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这是泉州典当商贸在清代发展到高峰期的典型代表,也是清代泉州地区商业建筑及其布局发展演变的实证,以期为今后的闽南传统民居中商业建筑类型的维修保护提供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晚清人物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晚清人物研究呈现相当活跃的局面,在进行学术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逐渐地进行范式的转换。在这个过程中,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学界普遍的共识,但由于有关晚清人物的"实事"总和不易获得,而人物评价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学者们评价人物的具体方法也各不相同,因此,对晚清人物的评价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对这些新观点不能笼统地以"翻案"说视之。     

清代鄂尔多斯地区的垦殖活动

鄂尔多斯位于内蒙古西南部农牧业交错带上。当它被游牧民族占据时,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中原王朝国力强盛,占居该地时,便转而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秦、汉、唐、清等朝代便是如此。清代随着国家的安定与清后期财政支出的增加,对鄂尔多斯的垦殖从禁止到弛禁直至规模持续上升,超过以前任何朝代。本文以垦殖力度的差异将其垦殖活动分为两个时期加以考察,前一个时期自清初至光绪二十年,这一时期经历了从禁垦到驰禁的过程,开垦规模逐渐扩大,一些水利工程也开始兴修;后一个时期则是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放垦阶段,各旗根据自身的自然条件均有不同程度的放垦。     

内蒙古凉城县水泉辽代墓葬

200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凉城县水泉清理2座辽代早期墓葬。两墓为圆角梯形竖穴土坑墓,有殉牲。随葬品主要是金银饰品、鎏金铜马具、铁器和大量腰带饰品等与少数民族相关的遗物,其中M27所出一套完整的马具体现出突厥文化的风格。这2座墓葬对了解该地区民族文化的融合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清代前期新疆的豌豆种植

乾隆年间,清朝在统一新疆进程中,试种豌豆成功后推广种植。清代新疆前期豌豆的种植区域在天山北路有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伊犁以及塔尔巴哈台;天山南路主要有喀喇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地。豌豆在新疆的种植对于清代西北边疆治理起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军需、节省帑币、促进农业生产和丰富民众饮食生活。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龟趺山建筑基址

2007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对龟趺山建筑基址进行了发掘。基址由台基、主体建筑和两侧登山路等组成。主体建筑面阔和进深各三间。中央有一幢石龟趺碑座。发现刻有契丹大字和汉字的石碑残片。据汉字碑文可知,碑上刻有耶律阿保机的历史功绩。该基址为辽太祖纪功碑楼。     

清代贵州定期集贸市场初探

根据贵州地方志书中关于定期集场的记载,对清代贵州各地定期集贸市场发展、分布概况以及定期市场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进行阐述,拟对今天贵州地方经济史的研究和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决策有所借鉴。     

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     

继承与嬗变:清代藏族历史编纂学简论

清代藏族历史编纂学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新进展,某些史书编纂旨趣出现了新变化,人物传记与教法史作为藏族最主要的体裁,其编纂理论与方法有了进一步发展,各史书将弘扬佛教与考证历史较好地统一起来。这些都体现出清代藏族史学家高超的编纂能力。     

论清代的"呈请发遣"

清代的“呈请发遣”是指祖父母、父母通过鸣官的方式呈请官府惩戒违犯教令的子孙,官府听从家长意愿,通过国家强制力将不肖子孙远流离乡。“呈请发遣”以家长的鸣官亲告为前提,国家既尊重家长对不肖逆子的惩戒权,又给予他们鸣官的送惩权。这一手段使族内家长的自主惩戒权和国家权威相结合,从而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清代的“呈请发遣”律例在制定和增改的过程中,虽力求根据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伦理思想进行灵活调整,但其仅依据一些违礼琐事便听任家长呈请惩戒的做法,使很多人遭受发遣充军之苦,从而使“呈请发遣”这一体现儒化法律的良法美意成了家长制的虐民帮凶。     

论清代茶叶贸易的社会影响

清代是中国茶叶外销兴盛时期。由于世界茶叶市场的需求拉动和国内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叶出口量迅速扩大,成为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获取了丰厚利润。茶叶贸易对发展茶叶生产、改善交通运输、活跃金融、繁荣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并成为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重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