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战上海200天——忆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央上海工作组

1976年10月6日,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得知这一消息后垂死挣扎,妄图在上海发动“武装暴乱”,在这一紧急关头,中央派出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     

朝鲜战场亲历美国空军“绞杀战”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第一次和高度现代化武装的、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在战争中后期,志愿军在陆地具备了全面作战能力,在空中也具备了与美国空军争夺局部制空权的能力,     

“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的左宗棠

19世纪中后期,在中国边疆海防处于严重危机的形势下。清朝疆臣之间就国防战略部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有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在这场争论中,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以大局为重力排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重“海防”轻“塞防”及以湖南巡抚王韶等人为首的重“塞防”轻“海防”的主张,总揽全局,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并重”的战略思想并积极将其付诸实践。     

秋收起义的旗帜

正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领导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屠杀的总方针,提出当前最主要任务是发动湘     

安徽六十年代的“责任田”与七十年代的“大包干”

安徽曾先后发生过两次农村改革：一次是以曾希圣为首的省委所试行的“责任田”;一次是以万里为首的省委实行的农业“大包干”。后一次改革,作为一个信号,迎来了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改革,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前一次改革,同样是一次伟大创举,     

中共九大上的权力暗斗

吴法宪作为中共九大的副秘书长,又是“文革”碰头会成员、中共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参加了九大的组织筹备与会务工作,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秘书长周恩来的主要助手。他曾回忆了会议期间以林彪为首和以江青为首两个派别之间的暗斗秘闻。     

评贵州“民九事变”

“民九事变”是兴义系军阀统治贵州时期发生的一次军事政变。这一事变的发生是贵州军阀统治集团内部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同以刘显世为首的“旧派”长期斗争的结果。如何评价它,是研究贵州军阀史的一个重要问题。     

己亥建储与义和团运动

戊戌政变以后的“废立”阴谋,使以刚毅、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形成。在废立阴谋屡遭挫折之后,“大阿哥党”采取了支持义和团的政策,导致义和团大举进京,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得到了褒奖,使京畿地区的局势急剧恶化,招致了八国联军的侵略与镇压。在八国联军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惩凶”,“大阿哥党”终于覆灭。在帝国主义时代,如何妥善处理和引导民众的反帝正义斗争,防止列强的武装干涉,避免民族灾难的发生,是任何落后国家政治家们所必须认真思考和应付的重大政策问题。百年前在中国大地发生的惨剧,清晰地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统治者的“失误”总是由统治者们特殊的政治利益所造成的。     

秩序的重建：抗战前期江南东路的民众武装、地方党组织与新四军

淞沪会战后,以无锡梅村为代表的江南东路地区经历了社会秩序从崩溃到重建,进而重构重塑的历史进程。其间本地民众、地方党组织及新四军正规部队先后于不同时段参与其中,交互扮演了各自相异的历史角色。民众最初依靠宗族、血缘等关系,借助保甲、团练等组织,以“自卫保家乡”为号召创建各类武装系统,走上“半军事化”道路。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党组织在东路沦陷近一年后进驻梅村,依托其组织优长、理论优势,以灵活的统战策略嵌入以民众武装为支柱的地方权势结构中,力图重构以“抗战”为主题的基层秩序框架。1939年5月,新四军第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在梅村与地方党组织相互配合,在共同作战中对地方武装展开正规化整训,强化基于“抗战共识”的地方新秩序。但限于敌后复杂的斗争形势,“江抗”在收编民众武装过程中未能妥善处理各种内外矛盾,被迫率领包括民众武装在内的所有部队仓促西撤。此举不仅破坏了作为沦陷区支柱的地方武装系统,还导致东路的秩序重建出现重大波折。     

国民党在江苏的派系斗争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国民党在总理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已形成“左”、“右”两派。北伐胜利后,蒋介石统治中国20年间,国民党内部派系之分,更是名称繁多。有以黄郛、杨永泰、张群等为首的政学系,张继、谢持、邹鲁等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派,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     

周恩来指挥的两次海军作战

上世纪6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派遣小股武装匪特窜犯大陆,遭到我沿海军民的沉重打击后,为继续配合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封锁和干涉,呼应美国在越南的武装侵略,于是变换手法,派遣战斗舰艇对我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策反我海上渔民,破坏我渔业生产,并借机搜集大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     

非洲的反政府武装问题

反政府武装问题是非洲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非洲“前民族国家”的“新家长制”下,既得利益集团维护私利而损害了大多数民众的福祉,迫使民众寻求家族、部落、宗教集团等的庇护,导致反政府武装兴起并与政府对抗。而经济发展困境、非洲民众与国家在经济关系上的脱节,及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对非洲主动性的扼杀,则滋生出反政府武装兴起与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被边缘化群体的不满情绪,某些突出人物的领导力,以及独特的士兵群体的参与,则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了人员、智力与武力支持,使反政府武装具有了强大的破坏力。而“本土性、独立性”的认同则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了斗争的合法性理由,并以此赢得部分民众的认可与同情。     

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意义与作用

首都,是一个国家最高政权机关的所在地,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权力中心。首都设在什么地方,对一个国家的大局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历来是统治阶级及其最高权力当局立国施政的首要问题。民国时期,先有民元“定都之争”,后有抗战胜利前后“择都之争”。“定都之争”实质上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性军阀官僚集团、以立宪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之间的一场斗争,结果是后者战胜前者,定都北京。     

黄海畔的战斗——江苏军民歼灭台湾武装特务纪实

60年代初期,台湾国民党当局阴谋策划“反攻大陆”,向我大陆沿海地区派出小股武装特务,企图在我沿海地区建立“游击走廊”和“游击根据地”。我沿海军民严阵以待,歼灭了前来窜犯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其中,江苏沿海军民共歼灭了两股来犯的台湾国民党武装特务。     

官德为要

“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百姓对为官者的德历来是看得很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似乎成了国人的口头禅。还有什么“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罪莫大于无道,怨莫深于无德”,“天下兴学取士,先德行不专文辞”,等等,都折射出了“百行以德为首”的理念,但更高的期望还是“君子怀德”。因为“非德之威,虽猛而人不畏;非德之     

也谈清代同光年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

对於清代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问题,在一些近代史著作和论文中,已有所评述。一度是“派系斗争”说较为流行,将这场争论视为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与以左宗棠为首的湘系军阀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爱国与卖国之争”说盛行,认为“海防”与“塞防刀之争,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而是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也就是说,主张“塞防”者是爱国的,而强调“海防”的是卖国了。这些看法是否确切?是值得商榷的。     

“论迹”与“论心”

旧时有这样一副颇为著名的对联：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自古无完人 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 这副对联富于哲理,且十分通情达理。其中将“淫”视为万恶之首,“孝”为百善之先,并分别以“论迹”和“论心”考察之,于今仍有现实意义。     

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南方各势力的政治博弈——以“西南联合会议”为中心的考察

第一次护法运动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以岑春煊、唐绍仪等为代表的国民党稳健派,以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滇桂系地方实力派,国会议员,护法海军等几大势力的联合行动。几大势力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走到“护法”的旗帜之下,建立起了“有名无实”的护法军政府,又为争夺护法的领导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以“西南联合会议”取代“军政府”的方案,最终,“有名无实”的护法军政府与“有实无名”的西南联合会议合并,大元帅孙中山被排挤,黯然离粤。西南几大势力暂时形成了一个脆弱的利益共同体。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创见与失误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革命最突出的贡献,首先是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大胆地打破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城市中心论,成功地进军井冈山,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并通过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为来日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另辟了新的途径。     

基督教的传入与西学东渐

一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它产生于公元一世纪古罗马奴隶制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一带,并很快在帝国境内得到传播。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分化为希腊语地区的东派和拉丁语地区的西派。1054年东西两派正式分裂,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部教会自称为“公教”(我国译作“天主教”),以君士坦丁堡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