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与灾荒史研究——以山西方志为例

灾荒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因此,灾荒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视角。作为地方史书的方志,保存了大量类型各异的灾荒史料,为我们研究灾荒史提供了极大便利。本文以山西府州县志为例,探讨了灾荒对经济、民众生活的影响,以及官民在灾荒中的救助行为,进而对灾荒与信仰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方志在灾荒史研究中不仅是资料提供者,更是研究"指导者"的结论。     

瘟疫史研究的科学、区域与观念视角——以明末鼠疫为例

正人类历史一直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是自然变化的一部分,"自然性"是人类历史的特征之一。在这之中,作为自然环境影响人类历史的表现之一,瘟疫长期而巨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具体进程。与灾荒相比,瘟疫不仅同样对于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在古代时期,由于医疗技术不发达,医疗救助体系不健全,政府对于瘟疫的救治,远逊于对灾荒的救助,在很大程度上,民众只能仓皇、无助地面对着瘟疫。瘟疫史研究不仅是了解中国古代医疗技术的重要路径,而且对于揭示中国古代思想观     

1945-1946年桂林市县劫后灾荒与善后救济工作

1945-1946年间,桂林市县在敌灾、水灾、虫灾、旱灾、疫灾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诱发了严重的劫后灾荒,广西分署组织各种力量参与灾荒赈济活动.本文以纪实的方式分别叙述1945年至1946年劫后灾荒产生的原因,以及桂林市和灵川县、兴安县、全县等县的灾荒概况与善后救济工作情况.并对其善后救济工作进行总体评价,以及灾荒对桂林社会所产生的危害和影响.     

“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打狗运动是其与民众发生关系的一个交汇点,据此可以看到战争状态下中共民众动员的特质。打狗运动起因于中共人员行动的隐蔽性问题,对隐蔽性的需求又与中共和日军整体的对抗形势有关。在打狗运动中,中共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民众动员问题,面对民众的种种顾虑、不满,中共运用其娴熟的群众工作经验化解了难题,在打狗的执行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也充分照顾到了民众情绪。打狗运动不能单纯理解为一个自然成功的案例,而是中共面对困境做出决策、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的又一实例。     

徐畅《战争·灾荒·瘟疫——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地区历史管窥》简评

近读徐畅所著《战争·灾荒·瘟疫——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地区历史管窥》①(以下简称"《战争·灾荒·瘟疫》"),窃以为是一部难得的佳作.目前,抗日战争研究,不论是国家支持,还是史学界的关注程度,都是空前的,亦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向总体研究深、专题研究细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在一些方面也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如史料方面民众的"失声"、研究方法上比较分析的"缺乏",都应该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战争·灾荒·瘟疫》一书运用新史观、新视角和新材料,不仅突出民众的认知与声音,还以比较方式阐述问题,将关注重点放在既往学界忽视、论述不够的问题上,在整体勾勒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历史的同时,更加细致地探讨了当地战争、灾荒与瘟疫下民众的生态.     

会而有议与会而无议：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运行机制考察

基层社会历来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场域。为更好地促进基层政权健康高效发展,动员、组织、武装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诸多制度,施行了许多政策。“开会”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式,在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故被广泛运用于中共基层政权运行体系。对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政策的贯彻落实远比其制定更重要,而村庄正是中共与民众互动的元场所,亦是中共召集会议最多、最频,进而使其各项政策和指令落地之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会议既直观地展示了民众的参会意愿和现场表现,亦间接地呈现出民众对中共政策的回应及中共应对民众诉求的经验策略。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基层控制政策的新趋向——兼论中共相关政策对其的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严密组织以及有效的民众动员力,就给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国共分裂后,中共充分发挥了民众动员的能力,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作为竞争对手,中共在基层社会成功的动员和组织经验给国民党以极大的刺激,国民党在1930年代后期以及1940年代所采取的诸如严密地方组织,提高国民党党部在地方行政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在基层民众中发展国民党党员,将国民党势力渗入各种民众团体之中,博取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同情等新政策,明显受到中共相关政策的触动。国民党对中共相关政策的借鉴程度,与中共的实力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状态,但由于国民党工作重心与体制的不同,中共成功经验的精髓并不为国民党所掌握,相关政策多停留在文本上。由于国民党不便于公开宣称向被他们污蔑为"共匪"的竞争对手学习,因此中共相关政策对国民党的影响长期为公众所忽略。     

论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1903～1936)--兼论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民国前期灾荒期间,天津商会与官方及民间慈善团体通力合作,对灾民施行了一系列赈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生存压力,也使商会在社会救助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赈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有时合作,有时抗拒,越到后期合作越少,冲突越烈。     

近代灾荒救济史研究综述及展望

近来随着严重自然灾害的频发,人们又再一次重视资源、环境、灾害和社会发展之间的问题。灾害的救助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政府来说都是国家建设发展的长期任务。了解近代社会的救灾措施,对于现如今提高抗灾、救灾的社会能力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学界对于灾荒史和救荒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本文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对灾荒救济史进行梳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的视角、对象、主体和深度上都需要进一步的拓展。     

近代社会力量在灾害救助中的作用——以1924年上海祥经织绸厂火灾为例

灾荒史是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其往往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24年,上海祥经织绸厂发生巨大火灾,近百人罹难。灾情发生后,社会团体、爱心人士、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迅速反应,开展多种形式的救助,对受灾者施以援手。其在弥补政府救助短板、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现代化事业发展、传播正能量等方面多有裨益。     

试论近代广西教会医院

传教士在广西开办医院,根本目的是为传教服务,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作用和影响实际上超出了宗教的范围,甚至与之相背离,对广西近代卫生事业与民众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动广西近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变化和多元化发展,引进与不断更新先进医疗器械、技术、制度,缓解缺医少药现状与减轻民众疾病痛苦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记大后方抗战文艺界的募捐活动

抗战期间, 大后方的募捐活 动轰轰烈烈如火 如荼——或是支 — 摇前方将士,或 是救助受难同 胞,真正体现出 了“有钱出钱,有 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力出力”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中进步文艺界的成绩尤为显著,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它成为了唤醒民众、团结战斗的有力武器,并且积极地推动了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 唤醒民众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 : 1938 年初,国民党曾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名义于武汉召开了一个“抗敌运动大会”,由于他们只相信“有钱的人不会捐,愿捐…     

民国时期安徽的灾荒与应对

民国时期,安徽省各种灾荒频频发生,呈现出无年不灾、多灾并发,灾荒种类多、以水旱蝗灾为主,灾害群发期现象突出,有灾必有荒,灾荒损失惨重以及天灾与人祸相互交织等特点。灾荒对安徽经济、社会以及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面对严重灾荒,政府和民间组织通力合作,互补短长,在灾荒的应对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中共早期五四纪念及其内在理路

中国共产党早期五四纪念经历了个体自主参与到党团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共创立前,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瞿秋白、谭平山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着力推动五四纪念,并为其增添了民众动员的新语义。中共建党初期,随着时局恶化及革命诉求增强,除倡导"到民间去"、"打倒军阀"的纪念话语外,还将其付诸实践,以青年团领导学生发动民众,从事救国运动。至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国共合作背景下,进一步充实五四纪念话语,积极宣传"国民运动"、"民族运动",开展对民众的革命动员。中共早期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变与纪念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五四阐释的基本范式,既体现出中共对中国革命对象、领导权与主题的认知和探索,也是其由一个"知识分子的宣传团体"向"群众的行动的政党"进化的见证与写照。     

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

苏区社团是中共革命构建新社会战略中的重要创置,也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另一种路径。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苏区社团与乡村政权的创置和实践,开创了中共重新整合与治理乡村社会的新模式。     

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市为个案

建国初期,中共在广州构建了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在短短的4年内,广州市通过它救助了大量的失业者和城市贫民,基本上遏制了由于新旧转轨带来的社会危机,为新政权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救助理念和救助过程上,它体现了以往社会救助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我党的诸多特色,诸如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隐隐约约闪烁着以统一调配为主要特征的计划时代社会政策的影子.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

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发生巨大变化,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战争环境造成的普遍匮乏是当时日常生活的底色,但中共通过自己的努力,又改善和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日常交往、家庭生活,到语言观念、两性关系,根据地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与之前拉开很大距离,这是中共进入后呈现的一个革命性变化。     

民众心理需求与太平天国的兴亡

以往对太平天国兴亡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阶级根源、经济根源、思想根源、民族根源乃至灾荒、人口和气候等方面去进行反思和总结,主要遵循自上而下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很少将考察的重心放在社会最基层的广大民众身上。但是“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如果自下而上换位思考,民众的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能否得到满足,是关系到太平天国兴亡最重要的原因。按照心理学需求动因理论,民众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归属相爱需求无疑直接构成太平天国兴亡的最原始、最强有力的心理动因。     

财尽何以救民:1948年春山东解放区政府的灾荒应对

1948年春山东解放区发生严重灾荒.此时,中共山东省政府也财粮紧张,山东解放区陷入"国困民穷"的境地.中共华东局自2月底将救灾作为农村工作的重心,前期通过"以工代赈"为代表的政府救济,缓解了灾情;后期在政府财粮不足的情况下,又通过发动普遍的"民间互济",较好地完成了救灾.成功救灾背后反映的是中共对自身组织和农村社会的强力掌控.在救灾的同时,中共也改善了此前紧张的党群关系,山东解放区得以继续为战争提供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援.     

身体叙事视野中的“丁戊奇荒”——以山西省阳城县为考察中心

"丁戊奇荒"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历来备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成果硕硕,多以高屋建瓴的方式把握整体,鲜少微观考察,更缺乏对灾荒中身处社会底层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因此,如何将其纵深发展,取得更大的理论创获,是"丁戊奇荒"研究的新课题。以留存在山西省阳城县乡间社会的、记载"丁戊奇荒"的民间碑刻为研究材料,以灾民的身体侵害变故以及遭遇变故后民众的身体伦理变化为考察对象,着力将灾民的身体重新放入其发生变化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关注身体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为了更加深刻地呈现这种变动,进一步引入叙事理论,就灾荒与叙事等理论核心要素之相互关系开展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尝试实现从灾荒叙事向身体叙事视角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