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武汉

一、前 言陈独秀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曾自“一大”至“五大”连任党的总书记。然而,他又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如1942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学习组讨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会上曾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     

陈独秀“总司令”问题澄清始末

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纪念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不能不谈及陈独秀。关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创造了党,有功劳”。但是,自1949年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陈独秀被错误地扣上了“大叛徒”、“反革命”、     

五四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 自发论是传统观点的一种。有的学者曾认为,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完全是自发的”。又有学者断言:“五四运动在组织领导上实际留下了真空”。“上海五四运动基本上是个无统一领导的自发性的群众运动”。很多港台学者也认为五四运动主要是或完全是自发的。     

民国循吏第一人王永江

在中国现代史上,“山东大汉”傅斯年占据特殊地位。年轻时,他作为游行总指挥,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成年后,在学术上和政坛上获得“双赢”．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出任过台湾大学校长。而最为人们称道的．还是他爱憎分明、仗义执言的士人风格：他曾用8年时间,连续弹劾,把“不倒翁”孔祥熙拉下行政院院长宝座;他曾拍案而起,     

罗家伦参与制定印度国旗

在民国历史上,罗家伦是横跨政学两界而又有胆有识的人物. 他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第二年与傅斯年创办《新潮》杂志,成为与《新青年》并驾齐驱的一份刊物.1919年五四运动时,学生在街头散发传单,其中最重要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他临时起草的.随后,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概念.     

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

五四运动80周年了。当我们将告别百年沧桑的历史,昂首迈入新时代时,我们不可忘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篇章,我们更不可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是他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将中国从黑暗和愚昧中引领出来,走向寻求光明、真理的漫漫征程。毛泽东生前多次谈论陈独秀,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作为极有磁力的进步思想界的领袖,他的这段光彩照人的历史,是我们民…     

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分界新论

还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就说过:“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同年十二月,他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从此至今,我国近现代史学界、党史学界,根据毛洋东的上述论断,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即五四以前上溯到鸦片战争属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便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直到新中国成立。上述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椎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解读——从文明到文化的转向

1995年初,笔者写了《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一文,其宗旨之一就是切割（作为学生爱国运动和国民外交运动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文的宗旨,则是在此基础上,对于“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入剖析。五四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说法,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新青年》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的。”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新知识界领导人1917年云集于《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其实,一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来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     

不做人上人,应做人中人——忆祖父许德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德珩是个传奇人物: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却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 ;他曾做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代主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始终不曾改变最爱的教师身份;他亲手创建了九三学社,连任九三学社第一至第七届中央主席,却又在89岁高龄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许德珩之孙接受本刊专访 祖父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祖父许德珩是个传奇人物: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却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他曾做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代主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始终不曾改变最爱的教师身份;他亲手创建了九三学社,连任九三学社第一至七届中央主席,却又在89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纵观祖父的一生,五四运动是他事     

从《吴虞日记》看《吴虞文录》的写作与出版

《吴虞文录》是在五四运动后出版的。它所收录的文章于五四运动前后曾在我国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也曾引起一些外国学者的重视。它使吴虞名震一时,并被誉为“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文录》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不仅为我国学术界所充分肯定,而且在我国革命史陈列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这部书与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     

罗章龙策划＂第二中央＂始末

罗章龙,原名罗墩阶,湖南浏阳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是中共第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1931年初,围绕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他策划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     

弄潮诗人康白情

他曾是五四运动的健将,新文学运动的擎旗者,思想解放的先驱,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介绍人。青年时代光彩夺目,后半生却消极潦倒。这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关于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界的一项决议案——兼评蔡元培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在有关评述蔡元培五四时期的思想与活动的文章中,有的同志认为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提出了“恢复五四以前教育原状”的错误主张,“来限制学生的斗争”,是他的“保守行动”,表明这时候他“已成为时代的落伍者”。①历史事实的真相如何?     

向孙中山“开炮”的许德珩

许德珩,1890年生于江西九江。早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是著名青年学生领袖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1990年2月病逝,享年100岁。许德珩学贯中西,精通英、法两种语言,国内最早的《社会学方法论》一书,就是他译的。他曾两度当兵,并出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可谓“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这样的经历,少有人为。     

百年学府纪闻(二)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北京大学,自从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于1917年1月就任校长之后,在他大力改革整顿下,北大“去腐生新”、“返老还童”,遂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和五四运动的摇篮,成为当时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受压迫几千年的中国妇女中的先进分子,也作着就学于北京大学的美梦。第一个美梦成真的是王兰女士。 王兰,江苏无锡人。曾就读于无锡竟志女校、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等校。1919年     

关于陈独秀评价的断想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曾讲过一段关于陈独秀的话：“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访《五四运动史》作者周策纵教授

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教授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五四”运动史研究权威。他以个人在密西根大学博士论文扩写的55万字英文专著《五四运动史》，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连续再版七次，居该社出版之冠。美国一些大、中学校节选此书为学生读物，意大利也出版了译本。西洋研讨一般知识分子和学生运动的书，几乎例必征引《五四运动史》的事实与意见。各国专研中国近代史、思想史、文学史的著作，征引《五四运动史》之处多得无法统计。港台、日本、英、法、德、加拿大、捷克、新加坡、马来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报刊，都曾发表专文评述《五…     

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傅斯年是躬与其事并发挥青年领袖作用的精英分子。尤应注意的是 ,他在运动高潮刚刚过后 ,于1 91 9年 8月 2 6日写给袁同礼的一封信中 ,对五四运动作了深刻反思。其中提出 ,中国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 ;但必须注意“厚蓄实力 ,不轻发泄” ,以免“结个不熟的果子 ,登时落了”。他强调 ,改造中国 ,先要改造中国的社会 ,要改造社会 ,还要从改造自己做起。而与社会的结合 ,是改造社会的好元素。傅氏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涉及中国社会改造的一系列带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值得深入探讨。     

胡适与周作人之间的一场笔墨官司

同为五四运动中名人的胡适和周作人,曾经有过一场笔墨官司,那就是发生在１９２０年初的一场关于新村运动的论争。周作人之所以在五四时期声名鹊起,一方面是由于他倡导“人的文学”,系统地把欧洲文学史和文艺思想介绍进来,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第一个在中国宣传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说,对这种乌托邦性质的新村组织津津乐道,并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周恩来１９７１年夏天接见日本客人屋崎秀树时,讲到他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邀请鲁迅去天津演讲,可是“鲁迅到了那天忽然有事走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