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顾孟余被弹劾案”再探

1934年监察院弹劾时任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国民党中政会在汪精卫的力主下出台旨在限制弹劾权的《关于监察院弹劾案等三项办法》,从而引发对中政会权限的争论。在监察院和舆情均对中政会权限提出质疑时,汪、蒋均表示中政会权威应予维持。透视"三项办法"的出台,既是中政会在实际运作中突破"指导"权限的展现,亦是国民党高层政争的结果。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孙科等人之间复杂的关系、矛盾与相互利用,是导致"顾案"持续发酵的制度外重要因素。     

蒋汪合作格局下的另一种局面——以1934年顾案为中心

1934年6月,监察院弹劾顾孟余,史称顾案。顾案本质上是孙科与于右任联合反汪的一次尝试。汪精卫利用中政会通过三项办法予以反击。蒋介石迫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干预顾案,实行袒汪抑于的政策,支持汪精卫。最终,顾孟余不仅免于惩戒,在三项办法存废问题的角力中,三项办法得以保留。顾案的发生及善后,意味着在特定形势与条件下汪很大程度上拥有政策的主导权,蒋反而是处于被动支持的另一种局面。     

国民政府五院政体下的权力模式、领袖专权与外交制衡——对王正廷弹劾一案的史料解读与透视

本文考察的重点是发生在1931-1934年间,由国民政府监察院发起,对位至外交部长高位的王正廷进行的一桩弹劾案。由于该案在处置过程中几经曲折,该案的审理历时近3年,涉及机构既有国民政府、五院,也有中政会、中常会等国民党的权力中枢,关系人物涉及当时国民党党政两界的诸多名人显要。故从案例分析入手,利用原始档案文献对此案进行深入考察,不仅对国民党"党治"下五院政体的权力结构、运行和监督机制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对这一时期国民党上层人士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蒋介石对权力的驾驭和操控都是一个很好的揭示。     

1927—1937年国民党“中政会”刍议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亦称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直属机构。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中政会”在国民党统治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是国民党在“以党治国”旗号下沟通党政联系,实现其对政     

关于中政会在国民党中央体制中地位的探讨

中央政治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政治机构.在军政时期,中政会的地位多次变动,先为政治咨询机关,后由政治咨询机关提升为政治指导机关.训政时期前期,中政会地位显要,成为全国最高政治指导机关;训政时期后期,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中政会的职权.在宪政时期,恢复了中政会,这时的中政会不再是全国政治最高指导机关,但仍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1949年,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代行中政会职权.中常会与中政会不是并列的机构.中常会是国民党的一个常设机构,而中政会是一个特设机构.中常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内部机构,是其组成部分和核心,中政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下属机构.     

中苏复交后关于订定中苏商约的史料一组

1932年12月12日中苏复交后,中苏贸易关系亟待确定政策,中苏双方随即展开关于缔结商约的新一轮谈判。其间,国民党中政会、国民政府实业部、外交部暨驻苏大使馆等组织机构及相关人士分别就对苏贸易原则与办法、商约草案的审查、侨民汇款之条款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意见,进行讨论或接洽。     

美国驻南京总领事馆有关九一八事变函电选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随后日本进攻锦州,在此前后,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裴克先后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铁道部长叶恭绰和国民党中政会常委、中常会常委汪精卫进行了会谈。会谈反映了裴克与国民政府要员保持紧密接触的情况,陈友仁等也表达了解决中日东北冲突的想法,他们都急切想了解美国对日政策,并都希望美国积极介入中日东北冲突,对日本施加压力,裴克对相关问题也作出了一些回应。相关会谈情况和内容,裴克都通过函电和备忘录的形式向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华公使馆进行了详细报告。     

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之原因探析

1938年,汪精卫等人出走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靠日本。全国各界对此极表愤慨,纷纷发表谴责电。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却在全国讨汪声浪和汪精卫等人的一再挑衅面前,选择沉默和克制,直到1939年10月1日,才公开表明严厉谴责的态度。本认为,蒋所以如此,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日本加强引诱、而国民党内形势不明的形势下,保持国民党内的团结,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二是在地方实力派地位举足轻重的背景下,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避免其他实力派效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三是出于当时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的考虑,避免落入日本期望的国际社会孤立国民政府的圈套。蒋的克制和忍耐,收到了使汪精卫自暴其汉奸嘴脸等一系列效果,对坚持技战起到了正面效果,也因此显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本质区别。     

《中国国民党中政会研究(1924—1937)》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版,27万字,75元中政会的地位独特而显要,它曾经是国民党中央的政治指导机关和党国体制的核心运作机关,是国民党政治制度中非常重要的顶层设计,是国民党在面对"政党建设"与"国家建构"这样一个一体两翼的问题时,秉奉"以党治国"的理念建立起的"党国体制"中的转承枢纽,是"党与政府唯一之     

冯玉祥抗战时期在重庆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是冯玉祥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留下他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趣闻轶事。痛斥汪精卫1938年12月18日,陪都重庆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汪精卫叛逃事件。这天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携带妻子陈璧君以及同僚曾仲鸣、周佛海等潜离重庆,经昆明逃往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卖国宣言“艳电”,积极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次日(12月30日),汪精卫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四点希望”,公开劝国民党与日本侵略军谈判,共同反共。在谈话中,…     

汪精卫对日求和的政治环境及其思想脉络

汪精卫对于抗战从悲观失望发展为公开主和,有其思想演变的脉络,也有促成其思想演变的国际、国内环境。汪精卫反对国民党采取"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不信任英美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并在日本与苏联之间,选择了亲日、反苏。汪不相信国民党能在既反日、又不依附苏联、也得不到英美支持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并坚信他的求和主张能在政军两界激起普遍"回响"。这是他不惜离渝而对日求和的根本原因。     

战与和之间的折冲者:孔祥熙与西安事变的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以国民党中政会成员和代理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以及蒋介石亲属的多重身份,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当局内"主战"和"主和"两种对立声音之间充当了一位折冲者,以求在政治、经济的稳定以及蒋介石的安全都不受威胁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事变。     

云南王龙云险随汪精卫一同投日?

正《云南王龙云险随汪精卫一同投日?》从重庆上清寺汪公馆会商的决定,到上海的"重光堂协定",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的谈判字里行间都与龙云有关。1938年5月,汪集团"中国民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特务西义显、松本重治等人谈判时,就提到当汪精卫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各方面"正在想停止战争"的杂牌军会予以响应,包括"从云南的龙     

1927：宋庆龄秘密出访苏联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对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革命行径深恶痛绝的宋庆龄愤然出走苏联。她虽不是作为逃亡者流落异国他乡,但其出走的内幕也的确带有神秘色彩。"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宋庆龄对此深恶痛绝,愤然离开武汉到上海。"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的扩大使他的野心日益膨胀,从在南昌另立中央到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从在赣州杀害陈赞     

于右任的最后岁月

辛亥革命先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1949年曾想留在大陆,但被蒋介石派人挟持到了台湾,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等高职。他的最后15年是在台湾度过的。1964年11月10日晚8点零8分,于右任在台北荣民医院病故,终年86岁。在他生命接近尾声时,有三方面的事最值得世人怀念。第一方面:即便病痛,他仍然尽可能地多做事,并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1962年,于右任84岁。年初,于右任身体不适,自感来日无多,心情郁闷,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依然坚持自己一贯的信念,并努力为社会服务。除了继续出席监察院、标准草…     

从俄罗斯秘档看中山舰事件

1926年春,蒋介石与当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及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等的矛盾急剧尖锐化。在上海的国民党右派邹鲁和在广州的王柏龄、伍朝枢、欧阳格等,为拆散广州国民政府的内部团结,制造谣言,谎称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谋,将绑架蒋介石,送往海参崴,同时假传命令,诱使中山舰自广州开往黄埔。     

“查不清”的清查团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开始积极准备接收工作。1946年7月底,由国民参政会、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三方面联合组成的“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成立了。8月,清查团成员分赴各地。     

莫斯科与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国共合作破裂原因新探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中共、武汉国民党人对工农运动"过火"同感棘手并试图纠正,立场趋同。随着苏联被坐实南京惨案祸首,武汉国民党对中共、苏联观感剧降,甚至有势不两立之意。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共均明确认同国共合作与土地革命难以兼顾。但斯大林等人在反对派理论倒逼下,政策更加激进,强行要求中共在维持国共合作的同时自下而上开展土地革命。武汉国民党愈反感,莫斯科愈激进的矛盾演化路径最终导致汪精卫等人借故发难,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1934-1936年间国民政府划拨外交机密费史料一组

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组国民政府,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主持军政,汪精卫则出任行政院院长并兼外交部长等职,主持内政及对日交涉。不久两人在合作过程中矛盾加剧,为拉拢汪氏继续在前台主持,经中政会议决由财政部于每月初拨发5万元作为行政院外交秘密活动费。本组史料从一侧面反映了抗战爆发前蒋汪两派合作与争斗情形。     

国民党实权派的哲学思想（1925—1949）

国民党实权派的哲学思想（１９２５—１９４９）杨慧清国民党实权派,是相对于国民党内胡汉民派、汪精卫派、阎锡山派等其他派别而言,指以蒋介石为首的掌握国民党实际统治权力的一派。国民党内派别林立,争斗激烈。蒋介石派能在其中取得实际控制权,并能统治中国社会达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