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与1958年军队院校反教条主义运动

1958年,我军掀起了一股反教条主义之风,把南京军事学院作为重点,将矛头指向刘伯承院长。我原是军事学院的一名教员,对整个反教条主义过程,我都亲自经历过。这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多年来,一提起此事,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近来,我翻阅了一些资料,特撰写此文,以表刘伯承同志的高风亮节。     

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与反“教条主义”斗争

上世纪50年代,由两位开国元帅、6位开国上将组成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然而,随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反"教条主义"运动,这些"将星"都身不由己陷入一场残酷的党内斗争……     

1958年反“反冒进”的前前后后

《1958年反“反冒进”的前前后后》一文记载了40年前共和国老一辈领导人在探索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中,由于对经济规律等问题的看法认识不同,而产生的种种分歧……从深层次记述毛泽东以“监战状态来考虑和处理经济建设问题”,发起反“反冒进”以及“大跃进”的心态。     

一份省级干部的“申诉书”——忆1958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

王卓如（1911—1991）,1927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山东省财委副主任、主任,山东省常务副省长兼计委主任。2012年清明之际,王卓如的子女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一份他们以前未曾注意过的文件,上面赫然写着“王卓如的申诉书”几个字,文件的落款日期是1962年5月5日。看到这些,他们不由再次重新审视1958年那场“反右补课”运动。     

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的反“教条主义”

一195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1955年4月,以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和军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成立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与解放军的总参谋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     

1958年我批评“大跃进”

1957年,我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被统一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1958年初,即与学院一百多名教职工,下放到湖北省潜江县周矶国营机械化农场劳动锻炼。当年普及全国的"三面红旗"运动,对我们也有波及。有两件事印象较深。     

广州人民的“反入城斗争”

正"反入城斗争"是英国人在《南京条约》签订后遭受的惨痛失败,是广州民众用自己的力量坚决抵抗英国人入城并取得胜利的斗争。反观清政府禁不住英国人的威胁,屡屡被迫准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而广州城里的民众却屡次不畏强暴,坚决反抗,最终竟然靠着不合作态度使得英国人不得进入广州城。整个过程一波三折,时间持续得也比较久,从1845年一直到1849年长达四年的时间,最终使英人不得进入广州城。"反入城斗争"最终以胜利告终。     

山西“反右倾”斗争历史述评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山西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全省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在工农业生产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失误,发生了急于求成、急于过渡、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特别是党的庐山会议开展的“反右倾”这一党内斗争的重大失误,给全党全国以及山西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庐山会议的逆转与突如其来的“反右倾”斗争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着手纠正“左”的错误。但他并不认为“大…     

牢记“反右派”斗争那段历史

《光明日报》离休干部殷毅,与我曾为同事,在70岁之际,学会了使用电脑,在键盘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了10余万字的《回首残阳已含山》一书,书中叙述了自己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这是一个老记者的故事,也是55万人的故事。而它的牵涉面,却广及55万个家庭及几百万亲友。这就     

山西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蚕食”反“封锁”斗争

从1941年开始,敌人以所谓“总力战”,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对我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动大规模“扫荡”的同时,亦实施了步步紧逼的“蚕食”进攻和“封锁”政策。于是,我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人口减少了,整个形势出现了严重的退缩局面。为了扭转这种被动的不利局势,打破敌人的“封锁”,斩断敌人     

中央苏区红军四次反“围剿”斗争

从1930年11月起．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0万军力基础上递增到40万人,对中央苏区连续发起了4次“围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以非凡的韬略和英明决策,领导苏区军民英勇奋战,接连4次克敌取胜,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迹。这4次反“围剿”战争,若有一次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岌岌可危,难以存在,每一次反“围剿”都是...     

我所经历的反“右派”斗争

自我创造罪名成右派1957年夏末秋初,我随阜南县农口组织的工作组到本县于集乡调查处理该乡一部分农民闹退社的事。在下边工作不到10天,县里通知我们回县参加整风运动。在此之前,我已看到各报刊上登载的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帮助中共整风的发言,以及随之而来的声势浩大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的进攻”,什么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要杀共产党人”等等,看后令人气愤!心想,这帮人真是反动,可恶至极!当我回到工作单位县农业局时,突然觉得情况有些异常:同事之间一扫过去若多日不见必拉着手或搂着脖子…     

话说1958年的科学“大跃进”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也是创造“神话”的年代。     

论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

关于1957年的那场反右派斗争,中共中央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gt;中有如下结论：“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近二十年过去了,作为学术研究,承认结论但不应当只停留在结论当中,对结论的认识应当有所深化。本     

一份反教条主义的生动教材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本期发表的杨尚昆同志的《在中央苏区》一文,可以说是一份生动的教材。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教     

辉县对敌斗争漫忆

我原名王金奎,在敌占区做党的隐蔽工作时,曾用名王华民。我于1920年11月17日出生在获嘉县城内小东街的一个贫困家庭里。父亲王国城是辉县（今辉县市）峪河镇一家私人粮店的雇员。我7岁上学,读过3年私塾,后就读于获嘉县第一高等小学。小学毕业后,我考人本县4年制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在读3年级时爆发了抗日战争。     

驳所谓张闻天“反总理”——澄清外交部1958年务虚会的一些情况

《百年潮》1999年第三期发表了柯华同志题为《难忘周总理的言传身教》的文章,其中谈到1958年外交部一次部务会(实为党组扩大会,通称务虚会)的情况,很值得注意。这段文字不长,为省查找,兹照录如下。     

1958年农村的“新壁画运动”

\"新壁画运动\"和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运动中群众文化活动中的两项最重要的内容,而\"新壁画运动\"又是这场大规模的农村群众美术运动的中心,是群众性美术运动繁荣的标志。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壁画创作活动。有些地方提出了\"壁画化\"的奋斗目标,号召要普及和实现\"壁画县\"、\"壁画省\"。     

与“鹰”斗争50年

多年来,为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中国政府与日本复杂的政坛保持着交往与斗争,尤其是在应对“鹰派”首相方面,中国采取了灵活的“战术”。以硬制“硬”,揭岸信介真面目被称为日本“台湾帮开山鼻祖”的岸信介,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华亲美的“鹰     

从共产国际档案看反“AB团”斗争

反“AB团”与“富田事变”,是红军时期在中央苏区影响很大的事件。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出版的党史军史,一般都不提这件事情。三中全会以后,曾经历过这一事件的萧克等老同志,写了回忆材料,党史军史研究工作者也有文章发表,但当时的文献,除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之外,其他文字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