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都督府为州一级行政机构吗?——对《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的商榷

本文对李青淼《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一文提出的“唐前期都督在从军政向民政转变过程中,其等级也从统州降至与州同级”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都督府是对驻在州有完全军事、民事管理权,对所督其它各州有完全军事及部分民事管理权的军政合一机构,虽不是标准的行政机构,但正因为对所督州有部分行政管理职能,也就形成了相应的上下级统属关系,在唐前期,都督并未下降为与州同级的官职,都督府也不是州一级行政机构。     

试论唐西州都督府与西州政府的关系

唐朝以史为鉴 ,竭力避免出现军政合一现象 ,规定都督府只掌军事不问民政 ,州政府只管民政不问军事 ,但实际情况却非常复杂。本文指出 ,西州都督府实际上与州政府合署办公 ,并根据大量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对此作了充分论证 ,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条件 ,以及西州与安西都护府的关系、合署办公与一般都督府的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

本在中日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主要依据敦煌书及相关献,从唐代前期沙州长官的称谓、六曹机构及官员名称、吏员设置及称谓、官书的钤印等方面,系统考察了沙州的行政建制问题。认为开元、天宝以前,沙州的行政建制一直都是刺史州(太守郡)建制,而非都督州(郡)建制;又据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卷70的记载,确认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是在唐代宗的永泰二年(766)五月,而非唐高宗的永徽二年(652)五月。沙州的这一行政建制变动,与同年五月河西节度使西迁沙州有密切关联。这一考定,对正确认识唐代沙州的行政建制演变和相关敦煌书,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

有鉴于前人对唐代都督府认识的分歧,本文从文献的角度论证了今人观念下的都督府自唐代建立至安史之乱的不同职能,即军政职能、民政职能、监察职能。并重点阐述了前两种职能所依据的社会背景,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以及三种职能下都督府与常州之关系,力图解决困扰都督府研究的一些问题。     

试论唐代的州县关系

唐代州县间的关系是“以州统县”,这种关系突出表现在州县间的上下级行政关系,构成了联结中央与地方的纽带。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赋予了州级对县级官员的部分管理权力,主要体现在州级可以参与县级官员的选任、考课和监察,这种制度对行政体制的运作有重要影响。     

唐代中央派员出任蕃州官员吏员考

唐代中央派员出任蕃州官员有品官与流外两类。虽然唐代羁縻州原则上都督、刺史由部落首领世袭,但是部分蕃州都督、刺史,乃至县令也可由中朝官员担任。中朝官员任佐官的现象,不仅见于在部落本土设置的南北羁縻州,也见于以内迁唐经制州境内部落设置的羁縻州。佐官的层级从羁縻府州上佐长史、司马,至其他僚属录事参军事、诸曹参军事等,羁縻县则有县丞、县尉。其中有固定居所的羁縻州,或以游牧部落在经制州内设置的羁縻州,中朝官员为佐官的层级较多,比较完备。流外吏员在羁縻州使用程度不一。定居、有固定治所的羁縻州使用不同名目的流外人员,具体到参与羁縻州诸曹事务;在游牧部落本土设置的羁縻州,流外人员主要负责起草、接受文书,确保羁縻州与各级政府之间的沟通。     

渤海忽汗州都督府朝贡唐王朝述论

唐代在东北边疆渤海政权地区设置的忽汗州都督府,在东北各羁縻府州中存在时间最为长久,其以朝贡为纽带与唐王朝保持着稳定的隶属关系。羁縻府州形式下的渤海政权对唐王朝的频繁朝贡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目的。其朝贡关系体现了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之间的一种“君臣”与“宗藩”的政治关系．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王朝对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辖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各族间的联系,有助于“中华一体”的国家形成。     

唐代武德年间福建地区建置沿革考

唐代武德年间福建地区行政建置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但相关沿革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完全厘清。一为学界对武德年间建州、泉州的沿革关系众说纷纭。今考证武德四年曾改建州为泉州，与武德六年另置之泉州非为一事；武德四年另置一建州于建安县，亦有别于武德元年建安郡所改名之建州。二为武德八年闽地设都督府，部分史料及学术研究均以为是“丰州都督府”，根据出土墓志等相关史料，应更名为“泉州都督府”。     

唐代甘州“中府”钩沉

本文对于唐代甘州设置"中府",即中都督府的有关史实,作了仔细的钩稽和考证。考得广德二年(764年)十月凉州被吐蕃大军所围河西节度被迫徙镇甘州后,为适应移治的需要遂将甘州升格为"中府";迨至大历元年(766年)五月河西节度又徙镇沙州,当年甘州陷蕃,甘州作为中都督府及河西节度使的治所前后不足两年。     

论唐代版授高年中的州级官员

“版授”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非正规性的任官制度,具有自行任命官员和对高年授职两种不同的含义。这种制度在北朝开始出现,并被隋唐所继承。在唐代,版授制度一直是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施政措施,其中版授高年制度尤具特色。在唐代版授高年的官职中,州级重要官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鉴于州级官员在唐代行政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对版授高年中的州级官员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唐代政治制度的某些认识。     

唐代东北羁縻府州职官考

唐代东北地区设置各种形式的羁縻府州,既有设置于正州--营州内的羁縻州,亦有设于少数民族原居地的羁縻府州,诸羁縻府州的职官与正州职官不同,在保留少数民族本族首领世袭制的传统下,唐政府亦派任外族人(流官)担任州县长官.     

羌蛮獠混杂:唐代黎属羁縻州的部族分布

唐代控制大渡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的黎州都督府,统属50多个羁縻州,担负着维持川滇走廊交通大道"清溪道"安全的使命。由于境内羁縻部族的分布比较复杂,以前学术界对黎州都督府统属的境域范围不太清楚。史籍记载黎州东南分布着"粟蛮",正南分布着"邛部六姓蛮",西南分布着"五部落蛮",但具体地望仍不太明确。文章在之前对黎属羁縻州分布初步研究基础上,从有关部族与羁縻州的对应关系入手,结合文献、地名、语言资料,基本复原了这些部族的具体分布,揭示了羌、蛮、獠混杂而居的特点,进一步明确了黎属羁縻州的境域范围。     

唐代幽州镇组织体制探微

幽州镇是唐代典型的割据型藩镇。它自第一任节度使李怀仙之后 ,历任节度使均兼卢龙节度使 ,存在着幽州和卢龙两套使府僚佐系统 ,可以称之为“一元二府”体制。幽州节度使驻于幽州 ,在平州有时设置卢龙留后。使府官员任职上具有流动性、一身两任性和地域上的兼跨性等特点     

因俗而治与一体化:唐代羁縻州与唐王朝的政令法令

唐代设置羁縻州,实行了内地与非汉地区地方行政体制的一体化,原则上羁縻州与经制州同为唐推及政令、法令的区域,只不过唐在羁縻州推及政令、法令是分层次而言的。从羁縻州的郡县属性而言,唐原则上在羁縻州与经制州中要推行其共同遵守的约束性法令;在此前提下,尽管羁縻州区域广大,内部情况复杂,在施政方面,唐原则上又要不同程度地推及统一的政治、制度、法律。从羁縻州的特殊性而言,唐又根据不同地区具体情况,针对性推行政令、法令。唐在羁縻州施政,兼具"因俗而治"的特殊性与行政体制一体化的共同性。     

《唐代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评介

地方行政制度史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唐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虽不乏成果,但关于一些州级官员的职掌问题,仍有许多值得商榷和研讨之处。同时,对于以州为核心的中央、地方关系,州与其他重要地方行政机构的关系以及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仍略显不足。     

魏晋南朝的军府管理与地方变乱

魏晋南朝地方军政官的频繁变乱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军府长官在获得财富方面具有先天之利,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地方财富常常会被越轨的军政长官挪作私用。当时以“节”为发兵符信,但是诏书与尚书符都很容易被伪造,朝廷无法防止地方军政官擅自募兵、兴兵。中央也曾对军府内部士兵、府僚、属州刺史与军府长官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进行干预,并且加以种种规定。但这些规定具有矛盾性,而且这种矛盾性又总是向有利于军府长官的方向转化。中央一直向军府派驻有各种监察性质的官员,但这种官员在身份和地位上又从属于府主,有听命于府主的义务。     

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的都督府政区

本文着重论述唐代河曲地域 4个都督府政区的建制沿革、管区变迁和府际边界的基本位置。河曲 4府的建制沿革可分作武德至贞观、永徽至景云、先天至天宝 3个阶段。天宝年间河曲4府辖区相对稳定 ,灵府管 2正州、7羁縻州 ,夏府管 4正州、9羁縻府及 1羁縻州 ;胜府管 2正州 ;丰府管 1正州。灵府与丰府的边界线实际在今库布齐沙漠 (唐时库结沙 )西段中部 ,再由此逶迤往西抵达黄河与乌加河的分汊处 ;夏、丰 2府的边界实际位于今库布齐沙漠东段中部一线 ,亦即唐代“胡洛盐池”北面、纥伏干泉东西一带 (今杭锦旗北部 ) ,边界向东抵达一条北流注入黄河的小河西岸 ;麟州与胜州的边界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东北部南流之窟野河与北注黄河之母化河、虎嘶太河的东西走向的分水岭上 ,向东越过黄甫川上游而达黄河西岸 ;夏府与安北府直管区的边界应在今北流入黄的几条小河的发源地 ,即自巴龙梁向西延续的分水岭高地。     

唐代中央对藩镇控制问题研究综述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又延续了150多年的统治,其时间长短堪比“安史之乱”爆发前,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中央对藩镇的有效控制就是较为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唐后期中央是如何控制藩镇的？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宋强刚《唐代藩镇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已从藩镇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张佐良《近三十年来的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12期）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阐述。本文主要从唐代中央对藩镇控制的角度,对大陆地区的相关研究作一回顾。     

唐代于阗的羁縻州与地理区划研究

唐代于阗毗沙都督府属下十个州,通过汉语、藏语和于阗语材料的比勘,其中六城、西河州、东河州、河中州等四个州的地望和辖区可以考定。六城由Cira(质逻;Tib.Jila)、Birgamdara(拔伽;Tib.Bergadra)、Pa、skūra(Tib.Osku)、Phama(潘野;Tib.Phanya)和Gaysāta(杰谢)组成,分布在达玛沟河(Domokoriver)沿岸南北走向的狭长灌溉区中,地域与今和田地区策勒(Cira)县辖境大致相同。西河州(Tib.Shel chab gongma)位于喀拉喀什河(Kara kash)以西,辖区大致在今和田地区墨玉(Kara kash)县一带。东河州(Shel chab’og ma)位于玉龙喀什河(Yurung kash)以东,辖区大致在今洛浦(Lop)县一带。河中州(Tib.She lchab dbus)位于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的中间地带,即今和田县辖区。另有猪拔州见于新出土和田汉文文书,但地望尚不得而知。其余五个州,一在东部坎城(Kh.Kamdva;Tib.Kham sheng)和蔺城(Kh.Nīa)地区,地在今克里雅河(Keriya)至民丰一带;西部吉良镇(Tib.Gyil yang,今克里阳/Kilian)和固城(Kh.Gūma;Tib.Kosheng)镇所在的地区有一或两个州;西南以皮山城/镇为中心有一个州;北部以神山(Kh.Gara;Tib.Shing shan,今麻扎塔格/Mazar Tagh)为中心有一个州;另外一个州在南部或东南部。     

夔州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演变

地处长江三峡中心区域的夔州,其治所由白帝—赤岬城转移到"瀼西",由利于军事防守的险峻之地迁至适于民居及进行商贾贸易之处,它们分别代表军政要塞式与经济、行政功能兼具式两种不同的治所城市模式,其转移适应了峡区政治、军事功能下降和经济功能增强的需要。与此同时,自宋至清末,建于"瀼西"的夔州城成为长距离贸易中转站及地区市场中心,城市形态的形成与变化亦受此影响,特别是为明清时期夔州府城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运作空间。城市功能区的"垂直分布"与城外街区的扩展,既与峡区的地理环境相适应,又符合商业发展和人口增殖的需要,是峡区城镇布局的典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