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史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

兰克史学是19世纪西方史学的代表,被长期尊奉为西方史学的“样板”。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经历重大变迁,兰克史学的支配地位不复存在。在西方史学转型过程中,兰克史学既是当代西方史学学术批判的对象,也是学术继承的对象。文章系统考察了当代西方史学与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关系,认为兰克史学的一些合理思想和方法已融入当代西方史学,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变迁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而是在突破传统中继承传统。     

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傅斯年与陈寅恪两位史学大师关系甚密,他们对现代中国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阐明近世西方兰克史学治史之旨趣,揭示了兰克给后世留下的两种印象,并侧重通过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比较,以说明他们两人所受西方吏学特别是兰克的影响.作者认为,傅斯年与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均有其共同的西学支撑,那就是兰克文学.     

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

兰克及其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通过翻译日本人编译的"万国史"、"西洋史"教科书以及"史学概论"、"史学研究法"性质论著.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及弟子多有简略的介绍,而这些教科书大部分又从日本编译而来,故受日本史学界的影响,清末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也带有一点"科学派"色彩;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是国人最初接触兰克史学方法的主要教材,而浮田、坪井对史学方法论的概述又渊源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伯伦汉则秉承兰克的严谨史料批评方法.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虽然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没有引起世人的太多关注.     

浅析兰克史学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兰克是19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他所倡导的如实直书、客观公正的治史原则促进了史学的科学化与独立化。兰克与其创立的兰克学派在近现代西方史坛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与兰克史学中的“虚质”

中外传统史学均讲究依据事实材料重建历史,同时看重形而上的历史思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史家渐离传统,加之学习西学过程中部分学人对兰克的误读,只注意到兰克史学理论中被其中国传人不恰当表述的“实证”一面,忽略了兰克的历史哲学思考,致使研究出现忽略“虚证”的偏颇。本文致力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形而上的学术思想资源,同时发掘被严重忽略的兰克史学对史料的超越,提出历史研究须虚实结合,但在中国史学的研究现状下,则应适当偏重形上思辨,注重“虚证”,以提高研究成果水准及研究者的学术段位。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政治、信仰危机的深渊.资本主义的吸引力日益削弱;而这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却取得了辉煌成绩,创造了"孤岛繁荣"的奇迹,社会主义的魅力迅速彰显;在危机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华经济掠夺,日本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机陡然增加.这些因素构成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直接诱因.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完成"一五计划"和欧美经济危机最严重的1932-1933年间达到高潮,其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民族主义思潮高涨而逐渐趋向低落,并最终被掩盖于抗日战争的浪潮之下.概言之,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大致可以分为热谈苏联和社会主义、探讨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原因以及追求社会主义三个既有联系而内涵又各有不同的层次.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相比较,3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思潮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和缺少理论上的建树两个显著特点.     

关于19世纪中国史学历史意义的思考

19世纪中国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传统史学的终结,亦同时标志着近代史学的开端,是中国史学新陈代谢的交会点和转折点,并为20世纪初新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社会思想领域,19世纪中国史学还起到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20世纪西方史学中两次性质不同的变革

如果对西方史学思想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做一个粗略的归纳,那么大体可以认为,在这个历程中发生了两次较为引人注目的重大变革：第一次是发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从客观主义史学到新史学的变革;第二次是肇兴于20世纪70年代的从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的变革。同发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波澜起伏一样,发展变动的不平衡性也普遍地存在于思想文化的传承流变之中。以20世纪西方史学思想史上的这两次变革而言,它们在内涵上所各自表现出来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上的超越,不是可以等量齐观的。     

近代早期英国犯罪史学述评

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史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社会边缘阶层,罪犯这一特殊群体开始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由此,犯罪史学得以产生。时至今日,犯罪史学已经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成为西方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通过研究罪犯这一特殊群体,犯罪史学者向世人展示了一片先前被有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略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民族纲领政策,开展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论文分4个部分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民族自决权》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著作及其学说,在中国出版发行、得到传播的历史过程,着重介绍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先秦至五代,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从产生到初步发展的阶段。先秦各民族都有口述历史,汉文典籍中也涉及一些民族史事。屈原《天问》体现了对历史的理性思考。汉代,《史记》等书的民族史传构建了早期民族历史体系。匈奴、白狼等族以汉文撰写其文献,粗显历史意识。魏晋南北朝,建立政权的诸民族,历史意识大为增强,出现一批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重要历史著述。南方和西域用民族文字撰写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彝族史家举奢哲提出的史学三要,是古代彝族史学的经典之论。隋唐五代,少数民族史家在皇朝主流史学队伍中占有重要位置。回鹘、吐蕃、傣等用民族文字撰写出人物传记、民族史书及重要史料。《通典.边防门》是唐代民族史传的总结之作。     

江户时代日本史学中的早期民族主义

本文对江户时代日本史学著作的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存在于日本史学中的早期民族主义,将其归为华夷观变化滋生民族主体意识、神国思想、尊皇意识三种形态,力图证明日本的早期民族主义源自其思想内部,而非外来殖民危机。     

明至清前期海外关系的变化与史学

明至清前期,随着海外关系的变化,史学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明前期,皇朝海外关系是建立在“宣威柔远”政治目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关系因郑和一下西洋”的活动达到高潮,史学则因此出现了几部反映这种海外关系特点的著作。晚明,倭患问题与私人违禁进行海外商贸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经权衡利弊,皇朝开始改变初期的海禁政策,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东来,与中国开始发生直接的接触;随着传教士“精神狩猎”的开始,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展开。这些海外关系的特点,都在史学中得到体现。清前期是海外关系大倒退的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偃息,史学的发展也受到影响。     

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郭沫若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走向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他在1949年后任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和中国史学会主席,提出史学发展六个方面的转向,规划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前景。他创办并主持的《历史研究》杂志提倡历史研究应史料与理论并重。郭沫若礼待陈寅恪,邀请其出任《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郭沫若重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引发了研究一系列重要历史理论问题的热潮。在郭沫若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史学初步形成了发展规模。     

清初移民四川与啯噜的产生和蔓延

清初,清政府鼓励在川境垦荒以及大规模地向四川移民。然而,在四川这个新的移垦区域中,社会整合与人口快速增长不相适应,社会控制机制未能很好地建立起来,对大量的移民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制约。移民中的棍徒、游手无赖之徒与本地流氓恶少相互勾串融合,产生了一种异姓结拜的松散组织——啯噜。啯噜的产生和蔓延,与清初不加限制地向四川移民,与四川这个未趋整合的移垦社会的社会背景、地理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

清季以来,新史学成为中国学人不断追求的至高境界,可是对于新史学的理解和取径却各不相同。为了后来居上,此前的新史学也往往被当作不破不立的对象。在不断趋新的过程中,中国史学的形式根本改观,但要拿出超越旧史学的代表作,却并不容易。创新的前提是温故,首先要掌握史学的基本与大体,超越中西新旧,避免盲人摸象,防止以偏为新,才不至于欲辟蹊径而蹈覆辙,甚至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