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场击毙——理论分析与实践误区

人民警察在执法实践中当场击毙的行为应进行规范,然而我国对此并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同时当场击毙作为警察防卫权的体现,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应当区别与普通的正当防卫。参考世界各国关于使用武器的法律规定,我国相关立法应进一步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对一般累犯构成时间规定的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关于新旧《刑法》对累犯构成时间的规定衔接上有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的稳定性及可预测性。通过对其中问题进行剖析,作出立法上的建议。     

论我国证券民事责任制度

民事责任作为一种法律责任,是民事主体违反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责任制度,把加强监管、规范市场、保护投资利益作为主要任务,改善我国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立法缺陷现状,从而才能有效地保护中小证券投资的合法权益。因此,修改与完善《证券法》时,应把证券市场主体民事责任条款具体化,建立便于投资提起证券民事赔偿的诉讼制度、改革证券监管模式、提高公民证券法意识,以进一步确立和完善证券退市机制。     

我国古代侨务立法初探

我国古代侨务立法初探毛起雄一明代之前封建国家对中国人移居海外的规定我国封建社会时代,虽无侨务立法之说,但确有涉侨法律内容之实。秦汉以来,随着中国封建帝制的确立,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封建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与四周邻国的关系,并派使者前往周边国家议...     

几个国家法律制定程序的比较考察

立法(制定法律)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活动。国家机关在其职权的范围内,依照一定的程序制定法律规范的活动即是立法。立法权一般由国家权力机关议会行使。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58条)。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权掌握在议会或国会手中。立法机关为了保证立法的质量,严格规定一个合理的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各国无不重视法律制定程序。法律制定程序一般为:提出法律草案、委员会审查、大会全体会议讨论、表决通过这样4个阶段。现在,分别考察如下。     

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法制史论证

秦至清帝制时代法律的本质特征,是帝王们口含天宪,朕即法律,诏书、敕令、谕旨、御笔手诏,皇帝任何形式的言语、思想表述,都是法律或法律依据。帝王不仅具有立法的专断性权力,而且具有随时随意立法的便宜。专制帝王是唯一的立法主体,而法律的适用主体则仅仅是臣民,不存在针对天子、帝王犯罪的任何立法,皇帝本人超然于法律之上,享受法权的绝对独裁。立法的核心原则在于维护皇权的尊严,确保皇权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强化帝王的绝对权力。在司法实践中,皇帝直接涉入司法,控制司法最终审判权;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制度设计中,始终实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统一,以保证皇权对司法权的绝对控制。帝王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独断,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秦至清社会的皇权专制性质。     

论强制治疗权及其适用

强制医疗关系是医患法律关系中最特殊的一种,且争议较大。笔者由"肖志军拒签事件"引出本文核心问题:我国医疗机构在特殊情况下的强制治疗权及其适用。而我国关于强制治疗权的立法条文简单,观念陈旧,不能完全规范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情形。在考察和比较了国内外关于强制治疗权的观点及相关规定后,指出我国关于强制治疗权的立法现状与不足。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完善我国医疗卫生相关规章制度提出建议,并分析和探讨如何适用医方的强制治疗权及其适用范围。     

制定效力体系更加统一协调的《国家公园法》之研究

为了增强我国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以及协同性,就正在制定中的我国《国家公园法》而言,保证该法从诞生时起其效力体系更加统一协调,首先需要明确该法在整个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效力。在此基础上,不仅需要建立健全调整一般法与特别法、新法与已有法律间效力关系的规则,以此调整规范法律间的效力关系,更要建立健全同步调整相关法律规定的立法程序规则,在立法阶段就同步调整好法律间的效力关系,保证每部新订法律具有更加统一协调的效力体系,以此增强法律的系统性、整体性以及协同性。     

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赔偿强制保险投保主体研究

目前国际和各国国内立法费与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赔偿强制保险的投保主体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导致实践中投保责任分配的困境。通过考察相关的公约和国际立法,结合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试图厘清投保主体的范围,并合理分配投保责任。     

西部大开发必须依法进行

刘海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的章．提出要加快西部大开发的立法工作。章认为．第一、要加强西部开发的立法工作。1、要着手研究和制定“西部开发法”。“西部开发法”是国家关于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法律．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西部开发法”应将党和国家关于开发西部的政策法律化,明确规定西部大开发的目的、方针、指导思想、开发机构和实施步骤．尤其要规定环境资源保     

土壤污染修复法律问题探析 ——以中国绿发会与富邦集团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为例

土壤污染导致我国可利用土地更加稀缺,土壤污染修复问题刻不容缓。截至目前,我国有关土壤污染修复的立法并不完整,导致土壤污染修复责任主体难以认定、土壤污染修复责任的承担规则难以适用、土壤污染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文章从案例入手,对土壤污染修复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进行探析,提出健全土壤污染修复法律责任主体制度、土壤污染修复责任应合理适用溯及既往原则、细化土壤污染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相关规定等建议。     

国有文物“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辨析

国有文物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是现行文物利用管理中最重要的法律规定之一。该条款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文物普遍不合理利用现象及其后果的反应性规定,在法律文义的含义上和逻辑上存在歧义,在保障实现安全性和公益性两大立法目标的有效性上效果不佳,难以适应新形势下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现实需求。碎片式法律条款无法解决文物利用中存在的风险与矛盾,应当以建设性立法思维将其纳入国有文物资产管理体系总体布局中加以考虑。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研究进展

近年来,关于如何建立有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律机制,建构相应的规则体系和理念基石,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实务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本文在对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成果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以及我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实践,从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性质,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入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保护客体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等方面进行归纳与总结,进而提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采用或借鉴知识产权保护模式进行保护的前提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入现行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在现有法律框架基础上确立社区或族群作为知识产权主体的权利,以及采取"适度原则",在现行知识产权框架内创设一种"传统资源权"等观点。     

试析清末商事立法的历史进程

20世纪初的清末商事立法运动,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场大规模的立法活动,让当时的中国初步建立了商事法律体系,也给后人留下了值得借鉴的立法实践经验。研究清末商事立法,分析其得失,可以为我国现阶段商事立法,尤其是商事法律移植,提供有益的借鉴。     

试析清末商事立法的历史进程

20世纪初的清末商事立法运动,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场大规模的立法活动,让当时的中国初步建立了商事法律体系,也给后人留下了值得借鉴的立法实践经验。研究清末商事立法,分析其得失,可以为我国现阶段商事立法,尤其是商事法律移植,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日本国会的立法程序

日本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规定:“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第四十一条)。这说明作为立法权主体的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其所以规定国会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具有两层意思,第一、表明立法这种国家作用由国会独占(日本称之为国会中心立法原则);第二,国会的立法作用与其他机关无任何关系(日本称之为单独立法原则)。作为国家作用的立法,又分为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两种。所谓形式意义的立法,是     

外资并购中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完善

本文通过分析外资并购过程中的反垄断立法状况,铺陈国外典型国家的反垄断法律制度,提出了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建议。探讨如何妥善地解决外资并购中涌现的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外资并购后新公司的性质、国有股权转让价格、股东权利保护、反垄断等等法律问题;如何清除现行立法中对外资并购造成阻碍的条文和规定;如何完善外资并购法律规定,使之既能促进外资并购公司的发展,又能有效地对外资并购行为进行规制使之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当前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问题。     

清末商事立法评述

1990年开始,清末的大规模的立法活动,让当时的中国初步建立了商事法律体系,也给后人留下了值得借鉴的立法实践经验。笔者通过对清末商事立法的背景,立法成果以及意义与局限进行分析与阐释,以希望对我国立法的完善做出些许贡献。     

清末商事立法评述

1990年开始,清末的大规模的立法活动,让当时的中国初步建立了商事法律体系,也给后人留下了值得借鉴的立法实践经验。笔者通过对清末商事立法的背景,立法成果以及意义与局限进行分析与阐释,以希望对我国立法的完善做出些许贡献。     

晚清法界人士的民法观

在晚清变法修律的过程中,处于变法修律最前沿的法界人士对民法为规定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这一属性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民法的重要性也已引起了法界人士的注意,他们也已经认识到民法与民事诉讼法是主法与助法的关系,主法宜在助法之先制定。制定中国自己的民法典一定要进行民事习惯调查也是法界人士的共识。此外,在民法的立法宗旨与立法模式上法界人士也已经有较成熟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