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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钱币》杂志一九八三年第三期刊有潘连贵同志《“得壹元宝”应为年号钱》一文,理由似不充足。“得壹”自有其义,不必定为年号。今略述如次。钱文铸年号,始自北魏,但其后亦多有不用年号者。史思明于公元七五九年正月建元应天,三个月后即改元顺天,共得一年十个月,史书记载,非不明白。《新唐书·食货志》四云:“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一元宝钱,……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则“得壹”之铸,当在应天时或顺天之初。故沈括《梦溪笔谈》说:“余按《唐书》史思明僭号,铸顺天、得一钱。顺天乃其伪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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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维华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3)
1·《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云:“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汉军复与甄阜、梁丘(?)战於沘水西,大破之,斩阜、(?).”这里所载“甲子”,当为“壬子”之误.《汉书·王莽传·下》云: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后汉书·刘玄传》亦云:地皇四年“二月辛巳,设坛场於淯水上沙中,陈兵大会.更始即帝位,……建元曰更始元年.”据此可知,王莽地皇四年,亦即刘玄更始元年.另据《汉书·王莽传·上》载.王莽上台后,改国号,并改元,同时又改历法,把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朔癸酉”,改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也就是说.王莽时所用历法比原来西汉时所用历法提前了一个月.更始即位后,以汉统自居,复用原西汉历法.这样,《汉书》、《后汉书》记载这一段历史时,往往有一个月之差.因此,《汉书·王莽传·下》所载: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亦即更始元年“二月辛巳”.既知更始元年二月朔日为“辛巳”,那么其正月之朔日即可推定.当时正月为二十九天,查干支表,上推二十九天,则为“壬子”,而非“甲子”.另查陈垣《廿史朔闰表》,更始元年正月朔日亦为“壬子”,恰好相合.以此可证,《后汉书》当属误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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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2002年第12期刊发了新出土的唐姚无陂墓发掘简报,文中有云:“墓主姚无陂于唐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八月卒于雍州乾封县延寿坊里第(今西安市城南),九月改元即神功元年壬月葬于长安城南的奉西(凤栖)原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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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十九世纪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夏同和》(以下简称《夏同和》)一文,觉得有两个疑问,特述如下: 一、夏同和中戊戌科状元,不是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秋。《夏同和》一文开头认定,夏同和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秋,中戊戌科状元”的。查有清科目取士,“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修”会试中式者,皇帝亲策于廷曰殿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殿试以三月。“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永制。”(《清史稿·选举志》)又《辞海》“礼部试”谓:“明清会试都在春季举行,故亦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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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与文物》 2 0 0 1年第 2期刊有高士英先生《朔州出土金代墓志》一文 ,介绍了朔州城区出土的《大金故朔州李君墓志铭》,并根据墓志中所说墓主李汝为“生于大金正隆甲戌岁三月九日”而提出了一个论断 ,即“金代海陵王完颜亮的正隆年号 ,不是丙子年开始 ,应是甲戌年开始。”笔者对此有不同意见 ,姑略考证如下。据《金史》卷 5《海陵纪》载 ,完颜亮在贞元四年“二月癸酉朔 ,改元正隆 ,大赦。”因而贞元四年也就是正隆元年 ,此年为丙子年 ,即 1 1 56年。正隆元年始于丙子年的 1 1 56年而不是甲戌年的1 1 54年 ,这是板上钉钉的史实 ,如果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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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浦江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4)
东汉冲帝刘炳是外戚梁冀立的一个襁褓皇帝,两岁即位,三岁卒,文献中记载他的年号为“永嘉”.永嘉元年系公元一四五年,次年即改元本初.永嘉这个年号,《后汉书》和《东观汉记》(武英殿聚珍本)两书的记载并无歧异,唯袁宏《后汉经》及“元嘉”,乃因“永”、“元”二字形似而误.至南宋时始有人提出“永嘉”当为“永憙”之误,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三记载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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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北京地区辽代塔基内出土一块十分珍贵的辽代纪年文字砖。砖之形制为灰色细勾纹长方形(尺寸为20×17.5×4.2厘米)。表面涂白色灰面,其上墨书“大蕃天显(囗岁)次戊戌五月拾三日己未”,共十五个字。“天显”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年号,太宗耶律德光继续沿用。“戊戍岁”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三年(公元九三八年),《辽史·太宗纪》载:“是年(按,天显十三年)十一月丙寅晋遣使刘恂,卢重上德光尊号,大赦改元会同”。所以十三年五月年号仍为天显。又据《辽史·历象志》会同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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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晋书》 (中华书局标点本 ,下同 )卷七八《孔愉传附孔坦传》云 :“咸康元年 ,石聪寇历阳。王导为大司马 ,讨之 ,请坦为司马。会石勒新死 ,(石 )季龙专恣 ,石聪及谯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请降。”按诸史实 ,此叙述讹误。(一 )晋咸康元年 (公元 335年 ) ,“寇历阳”的是石虎 (石季龙 )而非石聪 ,《晋书》卷七《成帝纪》载 :咸康元年四月 ,“石季龙寇历阳 ,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 ,以御之”。又同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下》载 :咸康元年 ,“季龙自率众南寇历阳 ,临江而旋 ,京师大震。”同书卷六五《王导传》亦载 :“石季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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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六国时期成(汉)李寿铸“汉兴”钱(338—343年)开始,我国货币发展史上出现了以年号命名的钱币,古钱学家称它为“年号钱”。唐朝曾铸过“乾封”,“乾元”等年号钱,但就总体来看,通唐之世,主要的流通货币是“开元通宝”钱,但“开元通宝”不是年号钱,所以年号钱的真正盛行是在宋朝。北宋的第一种钱——“宋元通宝”钱(《宋史·食货志》读作“宋通元宝”。图1),始铸于太祖建隆元年(960年),是沿袭唐朝“开元通宝”的制作,还不是年号钱。到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铸“太平通宝”钱以后,年号钱才风行起来。太宗以下,两宋计有十七帝,五十四个年号,每个皇帝往往更改几次年号,如北宋仁宗改元九次,南宋理宗改元八次,而且,几乎每改一次年号,就新铸一种钱,或称“通宝”,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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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1期所发表陈直先生的《晋徐美人墓石考释》一文内,对该墓石所记“(徐)美人以元康七年岁在丁巳七月寝疾……厥年七十八,以八年岁在戊午,四月丁酉朔,廿有四日丙□,直平戊时丧殒。”考释说:“元康八年四月为丁酉朔,二十日当为丙辰,墓石误书为二十四日丙□”。陈直先生此处的干支朔日考释是有着商讨余地的,今试说拙见如下: 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晋“元康八年戊午,四月癸酉朔”:可知“徐美人墓石”所书“四月丁酉朔”是错误的。应该指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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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龙朔三年)二月丙戌,陇、雍、同、岐等一十五州户口,征修蓬莱宫……二月,前左相许圉师左迁虔州刺史。太子弘撰《瑶山玉彩》成,书凡五百卷。”(卷四《高宗本纪上》,第84页)按:上已言二月丙戌,下又有二月,疑有误。《通鉴.唐纪十七》载:左相许圉师左迁虔州刺史在三月。《旧纪》此年正缺三月记事,故疑第二个“二月”为“三月”之误。但是,《新纪》、《新唐书.宰相表》(以下简称《宰相表》)、《唐将相大臣年表》同载:“(龙朔二年)十一月辛未,圉师贬为虔州刺史。”《唐会要》卷三六《修撰》载:“(龙朔)三年十月二日,皇太子宏遣司元太常伯窦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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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松弟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4)
《新唐书·地理志》京兆府部分纠谬吴松弟１．上都（第９６１页）：上都,初曰京城,天宝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载曰中京,上元二年复曰西京,肃宗元年曰上都。据《会要》卷七十和《通典》卷一七三,开元元年十二月称西京,此云“天宝元年曰西京”疑有误。又《会要》卷七十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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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的开封》(载《史学月刊》1981年第六期),内有“五月”,张邦昌被“赵构杀于归德”语,实误。查《宋史》卷二十四,《高宗本纪》:“(建炎元年,五月)壬辰,以张邦昌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辛丑,诏:张邦昌知几达变,勋在社稷,如文彦博例,月两赴都堂.”“壬子,进张邦昌太傅。”再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壬子,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张邦昌以覃恩迁太傅.”可见,从建炎五月庚寅(初一)高宗即位、改元,到五月壬子(二十三日),赵构对张邦昌还是重视的,其官秩一直在晋升。只是到了“六月已未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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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同策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1)
《旧唐书》校勘失当一例王同策《旧唐书。·礼仪志三》（中华书局点校本第３９１页）载：则天证圣元年,将有事于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礼毕,便大赦,改元万岁登封……二日己丑,御朝觐坛朝群臣．咸如乾封之仪……登封坛南有槲树,大日于其妙置金鸡树。在＂于其抄...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