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公园保护研究

历史遗址是证明古人存在的最直接的证据,我们通过历史遗址的研究能直观的了解历史,了解古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换个角度来讲,考古遗址作为我国物质文明的载体,对传播民族文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当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正>日前,国家文物局在成都举行2010年度大遗址保护会议暨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授牌仪式,包括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在内的12家考古遗址公园获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称号     

考古与遗址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两个定位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近年来我国大遗址保护的一种创新模武.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正确理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处理好"考古遗址"与"公园"之间的关系,确保考古遗址公园的特质属性和发展走向,也要全面准确把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考古工作的定位.这种正确的定位有利于考古遗址的科学保护、深入研究及有效展示,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新时期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是建设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根本目的是保护遗址、服务考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须科学规划,严肃论证,循序渐进,稳妥扎实。考古学家应积极支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管理部门应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热情支持,善加引导,健全规章,严格管理。     

浅谈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展示

中国有着数目众多的考古遗址类文物,体现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目前,考古遗址保护已经成为文物保护领域的重头戏,各地掀起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热潮。遗址展示已经成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手段,而文化展示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利用考古遗址公园平台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对于考古遗址公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积极保护大遗址

<正>在遗产领域,有一些规模特别巨大、内涵特别丰富、价值非常重要的遗址,过去一直被称作"大遗址",这些大遗址主要包括大型聚落、城址、宫殿、陵寝、墓葬等,它们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等特点。因此,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大遗址是当代文物保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城镇化过程中,大遗址的保护既面临严峻的挑战,又享有重大的机遇。挑战在于,土地城镇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     

传播学视阈中的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策略研究

随着近年来大遗址保护和展示工作的持续开展,考古遗址公园这一表现形式逐渐引领着考古遗址走出学术界的象牙塔,成为普通公众共享的空间和场所。如何在保护遗址的同时,对遗址历史信息进行正确的理解与展示,真正实现遗址公园的普及性和公众性,使之成为一个地区或城市的亮点,是现阶段遗址公园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传播学视阈出发,通过对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策略的分析研究,探索在多元诉求下如何增强遗址的可读性和观赏性,以实现弘扬传承考古遗址价值的新思路。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上篇：大遗址保护 2010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各个领域总结过去、筹划未来的关键一年。回顾我国大遗址保护在过去若干年间的历程，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条积跬步而成的探索之路，正在不断的实践中延伸为千里之途。     

大型考古遗址公园的探索与实践

大遗址,是根据我国考古遗址的特点,提出的具有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特色的概念。经过多年努力,大遗址保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推进,包括西安、洛阳、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在内的“两片三线”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已经初步确立,实施保护的工作重心也将从宣传和引导,     

基于需求分析的曲江遗址公园旅游解说系统优化研究

随着旅游业发展的日趋成熟,旅游解说系统在提升游客旅游体验质量、开展科普教育和景区管理工作、增强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旅游解说系统是影响游客体验质量和衡量旅游景区服务的重要因素,而解说需求研究是景区旅游解说系统优化的基础。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对曲江遗址公园景区游客的解说需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根据游客的解说需求特点,提出了完善解说媒体布局、加强景区重要特征解说、扩展解说内容和增强解说的针对性,以及景区解说系统的优化措施,也给其他同类型的旅游景区解说系统优化提供启示。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研学活动研究

在当前教育双减和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普遍开展了研学活动。本文基于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展的研学活动情况,尝试从活动类型、目标对象、策划主题等方面对研学活动进行类型划分,分析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展研学活动所具备的整体性、场景性、系统性和愉悦性优势。得益于整体保护原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开展教育活动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场景的复原,形成“沉浸式”的体验环境。不同于传统教育环境的场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研学活动具有天然的先进性。但由于策划主体的多样化,这些研学活动存着着一些问题。在缺乏系统活动反馈、地方监管和活动独特性的现状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应当始终坚持以保护遗址本体为优先、以提升研学活动质量为导向、以推动多主体参与为途径,不断丰富研学活动。     

南旺枢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状调查与思考

大遗址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兴建是大遗址保护的一种新形式。南旺分水枢纽遗址与山东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作为一组成功入选"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被正式评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对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的调查,了解遗址公园的构想,与法国Cave of I'Arago遗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田螺山遗址现场馆的公众考古实践活动对比,分析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运营面临的问题,并给出了如何推进国内公众考古实践活动的思考与建议。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初探——以大明宫遗址保护为例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是大遗址保护实践和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结合的有益探索,也是目前最具现实意义和操作性的一种大型遗址保护途径。大明宫遗址公园是我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其建设以科学规划为基础,以考古发掘资料为支撑,对大明宫范围内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较科学、完整的保护展示,并因地制宜制定了绿化方案。目前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已逐步走向成熟,其组织规划及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更好的展示,更好的考古遗址公园

<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如果说遗址保护是最高目标,遗址内涵和价值的阐释和展示则是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保护的重要手段。2014年,国家文物局开展了第一批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工作,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总报告(2011—2013年度)》。《报告》认为现有的考古遗址公园在遗址展示方面"总体而言......做了大力探索和有益尝试......为游客提供尽可能多元的历史信息??但距离全面、深入、生     

基于价值展现和游憩空间创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绿化景观设计理念——以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我国公布的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其意义重大,而绿化景观则是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绿化景观的实地调研和现存问题分析,提出基于遗产价值展现和游憩空间创建的绿化景观设计理念。通过对其绿化景观设计的思考,营建与秦始皇陵价值相符的高品质且具有示范意义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使其成为传承遗产文化的重要途径。     

论汉长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水环境建设

对于考古遗址的保护,近年提出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文章陈述了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认识,指出在汉长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加强水环境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水环境建设的表现模式给予罗列,对其促进作用进行分析。     

试论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与利用

<正>盘龙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二十世纪中国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也是"十一五"期间就被列入国家大遗址项目库的100处重要遗址之一。在考古发掘与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如何保护规划利用一直是盘龙城遗址新时期以来的重大课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便形成了《盘龙城遗址风景区开发规划》。2006年,在国家《"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思想指导下,又编制了《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进入"十     

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历程及认识

郑州商代遗址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但由于以城垣和宫殿区为代表的各项遗址缺乏普通意义上的观赏价值,加之遗址处于城市中心区,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矛盾突出,保护难度较大。因此,强化积极保护原则,在城垣本体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展示利用,建设融考古发掘研究、遗址展示、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大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意义重大。     

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大遗址价值评估方法研究——兼论统万城遗址价值评估

大遗址是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价值评估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当前，大遗址价值评估主要采用主观定性的方法，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创新形式，必将在城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重新认知大遗址价值维度，并探索大遗址价值评估的新方法，有助于准确识别遗产价值载体，推进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及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的大遗址价值评估体系可从“基本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区域整合价值”三个层面构建。以统万城遗址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遗址价值进行定性和定量化的评估研究，是实现遗址综合价值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