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玉-神泛论

本文通过对玉、巫、神的内涵分析,探索玉、巫、神的互动以推动史前社会的发展.巫为核心,玉为巫觋事神的神物,神是血缘与地缘的超自然力量.到了文明曙光期,巫觋地位下降,终于成为神职人员.通古斯语系萨满祭神与玉无关,因时代、族别不同,也不能用萨满对应巫觋.     

良渚文化瑶山玉神器分化及巫权调整之探讨

本文根据《瑶山》揭示的甲乙两类、南北两行墓列12座墓葬,分别判定墓主为觋与巫的不同性别,进而考定南行6位墓主为觋,北行6位墓主为巫。作者首先针对出自巫墓内的所谓“神面”、“兽面”及“神徽”进行分析,重新认定“神面”为觋面,“兽面”为小巫扮演的道具兽或兽面,并破译原定“神徽”为觋戴魃头骑小巫扮演的道具兽以玉事神图徽,可简称为“觋事神图徽”。经过对南行墓列6座觋墓出土的玉冠形器、带盖柱形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玉钺、琮等6种玉器进行分析,本文认为玉冠形器为玉梳背,琮中之大孔琮应是镯,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神器之琮。巫专用的玉器有玉梳背、璜与圆牌。从觋巫所用玉器的尺寸、纹饰、形制来看,觋玉大大高于巫玉,也折射出觋的地位大大高于巫。本文论证了与母系、父系两种社会相关的由巫权向觋权过渡的新问题,指出瑶山墓地显示觋权已巩固,而巫权已败落并居于觋权之下。作者提出瑶山觋已是掌握政治军事大权而又兼顾事神的新型统治人物,即不称王的“王”,而当王掌权之后,巫觋便降格为“祝”与舞者,这就是《瑶山》在考古学上的重大贡献,也是玉文化研究的一次突破。     

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

将新出简帛材料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进行对比考察,有助于阐明秦汉帝国将分散的宗教信仰整合成统一神权的渐进过程。先秦时期各国皆有自己的山神、水神,秦汉帝国将秦、楚、晋、齐等几大祭祀圈的山川神祇整合成五岳四渎系统。国家制定统一的祭典,建立官祀系统,通过限制民间祭祀内容、禁止民间另立私社和控制祭祀频率等办法来打击淫祀。国家加强对巫觋和巫术的管理,固定其场所和时间,极力消解其地域性。汉初设立的梁巫、晋巫、秦巫、荆巫等巫官,不完全是对各地方巫术的移植或复制,而是根据刘氏的身世源流,对全国巫术系统的重新洗牌,人为划定其分属职掌。秦皇、汉武的封禅和巡游,也并非为了追求一己之福,而是为了寻求东方神祇的认同。经过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和汉成帝等数代皇帝的努力,整合全国神权的历程逐渐完成。     

史前玉钺的形上观察

古代先民有着根深蒂固的石崇拜,玉是石之美者,以玉飨神成为必然选择,玉钺就成为巫觋者事奉各式各样自然神灵的法具。随着人类智力的开通,理性逐渐增强,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后,巫觋者事奉神灵的行为演变为"礼",玉钺作为法具演变为礼器,成为王权的象征。     

知文明

礼、宗教与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模式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以世俗政治秩序为核心的中原模式,以及以神权政治为核心的神权模式。良渚、红山文化时期等神权政体走的是无限扩大神权的路径,采取了以个人为取向的政治策略,为了维护贵族统治,在宗教祭祀上消耗大量能量,从而导致缺乏自我更新调整以及应变能力。     

医学考古学视域的商周医患关系初探

商周时期是中国医患关系发展转变的重要阶段。商、西周时期,巫、医关系密切,巫医掌握着主要的治病救人之法,身份等级较高,神权与王权成为维系医患关系的主要因素。至春秋战国时期,医学摆脱巫术而独立发展,出现了许多民间医者。走下神坛的医者需不断提高自身医疗技术,医术高低成为维系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一新型的医患关系为后世所继承,促进了中国古代医学不断发展。     

史前小型玉璧研究

史前小型玉璧主要发现于东北与环太湖地区,两地渊源有自,独立发展,其中东北地区到红山文化中晚期发展成大小有序的组璧,而环太湖地区则被大型玉璧所取代,均成为当时原始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中下游地区则既吸收了红山文化的因素,也吸收了良渚文化的因素,此种兼容并收的开放胸怀最终导致了本地区率先迈入文明的门槛。     

金沙时期的信仰与祭祀

与三星堆类似,金沙也是以宗教崇拜为核心．以巫祭集团（巫师．祭师和祭司组成的集团）为具体实施者及掌权者,形成的一种国家系统,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祭祀。     

释"帚"

根据卜辞中"帚"参与战争、主持或参加祭祀、处理商王交办的事物、接受祭祀、与天帝或去世的商王交往、(灵魂)进入冥界等内容, 结合民俗、古代文化和造字表词依据等,可知"帚"是能与上天鬼神沟通的巫觋,而其中女巫则是周代宫中世妇的前身.     

红山文化彩陶纹样的类型及其相关问题

文章通过对红山文化彩陶纹样的系统梳理,发现红山文化彩陶纹样在不同时期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从红山文化彩陶纹样传播的视角看红山文化的形成、发展及与周邻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对于我们了解红山文明的社会背景具有重要意义。     

商周至南北朝时期蝉在青铜器纹饰、玉琀、蝉冠中的形制和意象

蝉在古代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象,多见于红山文化玉器、商周青铜器、汉代玉琀及冠饰当中。受早期的图腾崇拜和巫文化影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赋予了蝉“不死复生”的文化内涵,道家推崇羽化成仙,佛家追求轮回转世,儒家则把他奉为独善、清高的处世准则。文化的多样性,自然在器物的形制、纹饰、艺术风格上留下淡妆浓抹的一笔。     

玉傩面考

良渚文化"神微"图案中的"神面纹"经考应为"傩面",即最古的魌头画,并非巫觋之真面目.这种戴面具的巫覡形象早已见于法国等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上,其具代表性的有"鹿角巫师"、"羚羊人"等壁画.我国堪当玉傩面像者始出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6号棺,它以人面獠牙为特征,确为非人、非兽、非巫、非神的傩面具--魌头.继之,商、西周墓各出一件玉傩面,经考,其年代属夏至商前期(公元前21世纪一公元前15世纪).外国尚有由若干件玉傩面组成的系列化玉傩面像群.     

红山文化研究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今天终于成立了,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喜事,也是几代学人为红山文化的研究倾尽心血、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红山文化从发现至今所走过的历程,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从而也期待着红山文化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今后能够向更高的水平迈进.     

玉器礼义论要

中华民族尚玉的根源在于玉器是古代沟通天人的主要礼器。基于专事天道吉礼这一基本社会功能,玉器可分为祭玉、瑞玉和重器配件三大类。玉器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它是由史前巫觋者流事神的灵物或法具演化而来,而“绝地天通”、实现三代文明之后,在随之生成的礼和礼器系统中定于一尊。     

明清时期岭南三界神信仰考论

三界神是明清时期岭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神,其信仰最早可追溯到两宋之交的冯姓始祖,但当时尚未有“三界”的提法,从有关文献记载推测,此时冯姓祖先还停留在巫觋的阶段上;从传播范围看,大约也仅在冯姓的家乡贵县一带有所传播,尚未形成在广西的大范围扩散。各种史料表明,只是到了明代弘治年间冯克利被封为“游天得道三界真人”之后,三界神的影响才越来越大。因为从明弘治年间开始,     

论江苏澄湖遗址出土的良渚刻符

江苏澄湖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刻划符号一直被当作文字来释读,解说各异。第一个符号代表先民心中的宗教信仰和宇宙观,第二个符号代表王这一阶层,第三个符号代表巫觋阶层,第四个符号代表族这一阶层,四个符号表达了良渚先民的社会分层观念。综合考察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刻划符号,龙山时代应是文字的形成期。     

新石器时代典型巫师墓葬剖析

巫术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现象之一。它依靠虚构的超自然的力量,通过特定的行为、咒语或器物达到某种目的,实现预想的效果。巫术的施行者是能够沟通神灵的巫师。《说文解字》释“巫”：“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又释“觋”：“能齐肃事神明也。”巫师这种角色又并非...     

颛顼“绝地天通”与凌家滩“龟卜”

颛顼"绝地天通"历来被视为原始宗教的重大改革,从文献学、民族学角度来解读具有丰富的内涵。根据考古材料论定龙山文化时期骨卜的普化暗合"绝地天通"所反映的巫觋功能的专门化。这就科学确定了"绝地天通"的年代学意义。而含山凌家滩玉龟和玉版"龟卜"的种种迹象,说明在接近颛顼时代之前",原始八卦"也已经基本定型。     

楚辞·汉赋中所见之巫风

巫风是一种异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在古代社会各民族、各国家中是普遍存在的,然而,各民族各国家之间不无差别。先秦的巫风,以楚国为最盛。汉代的巫风,以楚地为最盛。楚人的巫风,在《楚辞》、《汉赋》中较诸在其它文献中留下了更多的记录。屈原的《九歌》通休是巫歌,其中的神都由巫师扮演,用巫音演唱。朱熹《楚辞集注》说:楚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共间,或以阴巫下刚神,或以刚主接刚鬼。”巫觋之与神鬼,如影随形。他们出现在楚辞、汉赋中,林林总总。可以说,巫风是楚文化甚至也是长江文化的一大特色。研究楚辞、汉赋中所见楚人的巫风,对我们了解巫术在楚地人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有帮助的。     

红山文化的聚落群聚形态与辽西区文明的发生

红山文化的聚落群聚形态研究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聚落群聚形态不仅包括单个聚落的形态布局,还包括聚落群的层级分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族群构成、社会组织、文明的萌生等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伴随着红山文化聚落资料的丰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在梳理红山文化聚落群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典型聚落遗址进行分析。最后对红山文化聚落群聚形态反映的社会组织形态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红山文化聚落分层现象显著,社会复杂化特征明显,说明红山文化已进入古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