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支持参加第31届世乒赛

正1971年1月,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专程到北京来邀请中国队参加即将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此前,中国队已经连续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了。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建交,日本内阁右翼当道,后藤钾二是冒着风险来促成此事的。他不但心肠热,性子也急,刚到北京饭店,     

甲午战争与中日两国的历史命运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战争,是日本企图征服中国和朝鲜而发动的不义之战,战争以日本胜利、中国惨败而告终。这次战争尽管时间很短规模不大,但它对中日两国的命运以及东方形势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深远影响。因此,对这次战争进行历史的估量,是很有意义的。一、战后中日两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从战争罪犯到和平战士

“英雄”的忏悔 1956年夏季的一天,在日本的一个农村小站的站台上;站满了附近的乡亲们,手举着太阳旗和“武运长久”旗,在等待从中国归还的一名亲人。他们要以欢迎英雄的仪式来接待他。不料这位“英雄”一下火车,就向欢迎者发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说。他说自己不是什么英雄而是一名罪人。他讲了自己在中国的烧杀奸掠,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真相.又讲了中国人民给他的人道待遇和宽大处理。最后他说;没有什么圣战。那都是肮脏的侵略战争;没有什么男子汉英雄,那都是屠杀像你们一样的善良劳动者的刽子手;这场以天皇为最高统帅的战争、给世界人民造成…     

第一个报道日本投降消息的记者

1945年9月2日,在美国旗舰“密苏里”号上,美、英、荷、澳等国的将军们端坐在甲板上两张桌子的周围,注视着日本外务大臣在这里签署日本投降书。参加这个仪式的还有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路透社和中央通讯社的代表。代表中国中央通讯社的是曾安波,他是一名年轻的香港记者。     

第一个报道日本投降消息的记者

1945年9月2日，在美国旗舰“密苏里”号上，美、英、荷、澳等国的将军们端坐在甲板上两张桌子的周围，注视着日本外务大臣在这里签署日本投降书。参加这个仪式的还有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路透社和中央通讯社的代表。代表中国中央通讯社的是曾安波，他是一名年轻的香港记者。     

一本值得中日两国读者阅读的好书——《卢沟桥事变史论》评介

一本值得中日两国读者阅读的好书——《卢沟桥事变史论》评介李良志每年的７－８月,都是中日两国史学界——近些年也成为政府间话题集中而且敏感的月份。７月有一个“七七事变”,是６０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子。“八一五”则是日本战败投降的纪念日。日...     

说人质

古今中外,人质事件屡见不鲜。古希腊爱琴海流域的早期城邦国家,便有人质之忧。据修昔底德记述,人质行为几乎同伯罗奔尼撒战争始终交结在一起。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长达550多年的兼并战争中,更是人质纷呈、行为复杂,史籍明载可数者多达40多起(参见本文后附表)。直至今天。人质行为仍旧是国际政治角逐中的突出问题。本文拟分析历史上人质行为的形式、人质价值构成及其作用等问题,得出笔者对人质行为的一点认识。     

“宋襄之仁”新论

正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在泓(今河南省柘城县)爆发了一场战争,宋国战败。这场战争不过是春秋时代百国混战中一场极其普通的战争而已,但它却因为有宋襄公这个人的参战而名垂史册。论起宋襄公这个人,并没有齐桓、晋文的雄才,也没有秦穆、楚庄那样的基业,他之所以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实在是因为他在战争     

野间宏小说的战争认知

野间宏是日本“战后派”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在日本战后文坛上,他的战争文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日本战后文学的开始可以说是以他的创作为标志的,“真正称得上‘战后文学’的第一部作品的,就是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哦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对野间宏的评价也非常高,赞扬他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带着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目的意识”,“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战争文学观”。     

无惧地解剖日本人的精神世界——读《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

即使以最严格的“言论自由”的尺度来衡量 ,日本仍被认为是“完全的言论自由”的国家。1然而 ,因为对战争罪行从未进行过全民性反省 ,因为明治以后深植于日本民众的天皇崇拜 (Mikado-Worship)随着战败后天皇制的保留而得免于遭受清算 ,致使谈论天皇战争罪责至今在日本仍有“违碍”(タブ )。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2 对天皇持议极严 ,他在后记中说 :天皇确实没有对大虐杀直接下手 ,也没有直接下令杀害俘虏 ,但他是大日本帝国的唯一元首 ,他是帝国陆海军的“大元帅”。满洲事变以后 ,日本军队的通称由“国军”变成了“…     

日军“特攻战之父”大西泷治郎罪恶的一生

提起“大西泷治郎”这个名字,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陌生。正是此人积极参与策划并亲自指挥了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成为一名血债累累、十恶不赦的刽子手。以后,在太平洋战争末期,他又创造了野蛮残酷而又骇人听闻的“神风特攻战术”,以数千名日本飞行     

从一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本原因

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一场新侵华战争。日本妄图以武力制造地方“事变”的模式,肢解、蚕食中国,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从此,中日两国进入了长达十五个年头的战争时期。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九一八事变,引起了中国、日本乃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出现了新的转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逐渐居于次要地位,终于形成了第二次国     

战后盟国追究德、日财阀战争责任的比较与反思——以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为例

德、日两国财阀在德、日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战后,德国财阀和军工企业主的战争责任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算,而日本财阀战犯却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日本财阀也在被“解散”后不久便得以“复活”,再次充当了日本保守势力的经济后盾。正由于二战中的日本军工企业,在战后逃避了为其战争中罪行付出应有代价的惩处,成为导致日本右...     

文徵明,“笨小孩”的逆袭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一道奇异的风景线--一些相同的汉语词汇,在两国有着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东洋”这个词,在中国使用的时候,通常指“日本的”,近代史上从日本进口的人力车,就被称为“东洋车”;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人也被称为“东洋鬼子”。而在日本使用的时候,通常是指“中国的”,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中有一个“东洋馆”,10个陈列室有一半展陈的是中国文物和艺术品,从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到汉唐时期的画像石,从宋、明时期的瓷器、丝织品到历代的绘画书法,其中有许多是闻名于世的珍品。     

抗战前国民政府经济备战的军事价值初探

经济是战争的基础 ,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国防 ,也不可能打赢现代战争。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现代战争。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 ,也还是两国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较量。 2 0世纪 3 0年代的中国 ,不仅在军事上 ,而且在经济上都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距 ,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虎视眈眈已久 ,中国绝不可能等到自己的经济发达了再与日本对抗 ,而必须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作出自己的回应。从 1 93 1年九一八事变至 1 93 5年华北事变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步步升级。中国人民一致呼吁和强烈要…     

李大钊著作中“法国文学博士李霞儿”探析

李大钊著作中两次提到的法国文学博士李霞儿是一位在神学、文学等方面有一定造诣,具有宗教信仰的法国博士。他于1916—1920年滞留日本。对比处于战争中的欧美,明治维新后,因侵略战争获胜、获益,使日本社会呈现出繁荣景象,以及东方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和”与“礼”的社会氛围,这些都让李霞儿产生了宗教般的痴迷,继而把日本看成了世界...     

梁启超与日俄战争

对俄战争期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对这场战争给予了关注,对战争中与中国有关的事件进行了评论。他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能够增强国人改专制为立宪的决心,以实现救亡图存。他认为,清政府不应该采取“局外中立”的政策,并由此引发了对满洲中立与主权问题,满洲人民的权利、义务问题的论述。战争结束后,俄国占领的旅顺口、大连湾应归还,中国,是否租借应由中国决定。通过和约,日俄两国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瓜分了满洲。     

二战后日苏“北方领土”问题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苏“北方领土”问题的形成有两个主要因素:首先是两国历史上长期争夺演变的结果,其不仅使两国在民族心理上相互仇视,而且使之更加复杂化;其次是美国对“北方领土”问题政策的转化是造成该问题形成的最重要的外界因素。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法西斯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所带来的后果。在两国恢复关系正常化谈判中,日本仍无法实现领土返还要求,最后选择暂时搁置对策,致使出现了至今没有解决的领土问题。     

“武后改倭国为日本”考

日本国名的由来,据我国史话所载,约有两说:一为唐代张守节所著《史记正义》在《史记·舜纪》“东长鸟夷”下按云:“武后改倭国为日本”;一为新旧《唐书·东夷传》的记载,谓倭国于唐高宗“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汉语),恶倭名更号日本”。从表面上看,两说互异,莫衷一是;实际上,两说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新旧《唐书·东夷传》所提供的史料,足以补证《史记正义》按语未记年月的不足。     

日俄战争对近代中韩关系的影响

在日俄战争期间,中国清政府与大韩帝国都曾宣布“局外中立”,却一同沦为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直接遭受日俄军队侵略的一对“中立国家”。不仅如此,两国的双边关系也受到直接的影响,如两国边界问题及渔业利益纷争就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层面的及时协商与处理,从而成为此后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悬案。在1905年9月日俄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中,中韩两国的领土主权更是成为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之间分赃的牺牲品,大韩帝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与中韩两国公使级外交关系的终结便是其直接的后果,从而导致了中韩两国及其双边关系在近代东亚乃至世界国际关系中的进一步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