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明教堂:一座历史辉煌的私立学堂

正长乐明教堂是一座具有历史辉煌的私立学堂。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长乐二十三都后山(现称阜山,属文岭镇)里人方子安,在本村创建明教堂,供子弟读书仕进。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姚坑村开基始祖姚能举重建学堂并"拓而张之",还邀请长乐县令吴仲举为明教堂题匾,其义即取"释明教化"。庆元三年(1197年),权兵部尚书、刑部侍郎、里人林采将明教堂移迁现址。历年间,明教堂"师儒云集,教学有方",因而人才辈出,成为     

明初商屯的经营性质

在明代的社会经济中,出现过一种独特的经济形式——商屯。明初的商屯是由盐商所经营的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它是与明代的食盐开中制,即中盐制相伴随而出现的。开中制的实质是商人以力役和实物向封建国家换取盐的专卖权。自明初至弘治一百四、五十年间,明政府曾长期实行“...     

百年的荣耀和耻辱——圆明园往昔的150年

"圆明"二字,"圆"指个人的品德圆满,"明"则意味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圆明园的重心名为"九洲清晏",其九岛环列无非是"禹贡"九洲,象征国家的统一,政权集中。东面的福海象征东海,西北角上全园最高土山名叫"紫碧山房",从所处方位与紫、碧为名的含义,就是代表昆仑山。整个园林无异是宇宙范围的缩影。     

明代陕北干旱研究

明代位于"明清小冰期"的前半部分,气候冷干,各种灾害频繁,干旱尤为严重。陕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与重要的军事地位,干旱更成为本地区的首要灾害,终明一代,277年历史中,陕北地区共发生不同程度干旱125次,平均2.2年一次,其中轻度干旱57次,主要在明前期,中度干旱44次,主要出现在中后期,造成"人吃人"现象的重大灾害20次,主要集中在明后期。明代陕北干旱有以下特点:干旱程度不断加重,干旱往往持续时间较长,干旱时段战争频发,干旱时不能自给粮饷供应需多省供给。     

郑天华:加拿大第一位华裔国会议员

郑天华诸多"开先河"的记录,将让他青史留名。在加拿大华裔参政史上,被誉为"一代英杰"的郑天华是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知名人物。作为华裔参与加拿大国家事务乃至投身政坛的先行者,在其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中,郑天华创造了许多"开先河"的纪录:他是加     

主持人语

<正>本期刊出了明史及清史专家罗冬阳教授的《〈明史〉商屯臆想补论》和明史及佛教史专家何孝荣教授的《论姚广孝与"新明朝"的建立》两文。罗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资料,批评了《明史·食货志》将明前期开中法等同于商屯的主张。指出洪永年间九边地带之开中未能常态化,且禁止收购本地粮食用于开中,实行商屯     

商传先生著《走进晚明》出版

<正>商传先生著《走进晚明》一书于2014年7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何兹全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成果之一,是一部对晚明社会转型问题深入研究的力作。"晚明时代"所探讨的内容始于万历初年,至弘光政权的覆灭为止,前后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弘光以后的南明政权,存亡于战乱之中,没有了繁荣景象,与晚明时代商品生产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场景,已迥然不同。关于晚明时代开始发生社会变迁的观点已为目前许多学者所认可和探讨,商传先生则进一步提出以"国家权力的异化"来解释明朝何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走向灭亡,认为"晚明时代国家权力没     

洗尽铅华始见真: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国向近代的转型——访万明研究员

关于中国向近代的转型,学术界呈现出了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的多样性成果,使"中国社会转型"这一问题的研究日渐深入。20世纪90年代,万明研究员在主持"晚明社会变迁"课题时,承担了"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这一研究专题。在深入的考察中,揭示了明代白银货币化历程的广阔社会意义:在促进明代从赋役国家向赋税国家转变的近代化进程中,白银货币化与全球互动,当时的中国主动而非被动地走向全球,并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     

“抡才”何以“大典”:明代科举经费的编征与演变

科举制度发展至明代,伴随着地方赋役制度改革与国家财政转型,其运作内容与成本逐渐以折银的方式加以呈现,主要体现在宾兴与科场两个方面。通过对浙江"均平法"改革的考察可知,明代地方宾兴经费的变化,存在着扩张与紧缩并行的趋势,不同名目之间,编征的标准亦不统一,经费在定额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小的"浮额"。科场供应在货币化的同时,始终无法摆脱"役"的形式,并有重役转向重费的趋势。随着明末国家危机的加深,科举经费逐渐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对于科举制,在肯定其所产生的社会流动时,也需注意其产生的社会成本。     

向隅独泣——晚明泰州经济困境与地方应对

晚明泰州经济的衰败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黄、运治理政策形塑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州县同罹水患。在治水技术无法提供兼顾三者的解决方案时,明廷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选择将下河作为排泄区。这种角色设定导致泰州水害频发,破坏了原先优良的农作环境,当地经济也随之陷入困境。泰州士绅既无力扭转大的水利格局,也未能说服国家提供更多的赋税优惠,水利与税收分配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国家手中。这表明在地方与国家核心利益发生冲突时,地方社会所能体现出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很难抵制国家行为对地方民生的侵害。晚明泰州的遭遇显示帝制国家对地方社会保有较强的穿透力与影响力,地方史研究亦需充分考量"国家"要素。     

明代盐法之演变与盐商之变化

明代的盐法是从宋元时期的盐法继承而来的,在国家专卖制度下组织了灶户制度,随着明初钞法的破坏,以及社会经济的变化,明代的盐法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如允许余盐和正盐一样可以公开进入国家的专卖体系;明中叶以后又出现了纳银开中制度等。所有的这些变化并不仅仅是盐法自身的变化,它也引起了与明代盐法变化密切相关的商人的地位与命运的变化。     

1944年《美国对外石油政策》报告探析

1944年4月11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美国对外石油政策》报告。该报告将石油利益确定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核心,其主要内容是:在中东地区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将大西洋宪章的"机会均等"原则运用于战后美国对外石油资源的争夺中;提出了美国对外石油供应的"半球"石油政策,即"东半球"的石油主要由中东地区供应,"西半球"的石油由美洲地区供应。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的目标是攫取和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保护美国国内的石油资源储备。考察《美国对外石油政策》报告的主要内容及其形成的过程,揭示美国战后对外石油政策的本质,有益于全面认识美国构建战后石油安全战略的全貌。     

郑和下西洋与广东

郑和在他主张“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夏华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海也”的海权思想指导下,执行明永乐皇帝的开海政策,率领船队七下西洋(1405—1433),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航程之远,均是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     

晚清中国"约定自开"商埠之开埠方式考析——以辽南安东为典型案例

"约定自开"商埠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埠类型,本身既有"自开"的因素,又有"约定"的成分,似乎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史学界对其属于何种开埠方式,历来争议不断。开埠方式的判定应遵循条约规定与开埠实践相结合的双重标准,由于不平等条约并未明确规定中外在"约定自开"商埠的权利与义务,开埠实践中的主权归属就成为判断其开埠方式的主要依据,可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归属、关税主导权、租界问题三方面入手进行全面考量。安东作为该类商埠的典型代表,是中美商约谈判相互妥协的产物,依照上述标准可判定其开埠方式为"自开"。这为其他"约定自开"商埠之开埠方式的判定提供了合理模式,即开埠实践中的主权归属模式。对"约定自开"商埠之开埠方式进行考析,可从侧面反映出该类商埠的殖民程度。     

全球视野下的明代北京鼎建

明代北京鼎建,北京成为国家首都,南京作为陪都,这是明朝国家治理的一次重大决策,也是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次重大传承与调整。在中国古代建都史上,秦汉大一统王朝奠都长安,自隋至唐末,长安成为统一中国的首都达322年;继元朝之后,自明永乐至清末,北京成为统一中国的首都达490年。全国大一统格局是中国历史区别于西方历史的主要特征。中国都城独树一帜,在全球凸显了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中华文明。本文以"内"与"外"为观察点,考察明永乐帝鼎建北京,及其如何谋划南北大一统对全国实行有效治理,又如何以北京作为丝绸之路的新起点与交汇点,重构丝路辉煌。这些探讨有助于我们对整体明史和全球视野下中外关系史的深入探讨与研究。     

清代江南徽州籍收藏家述论

江南自明后期兴盛起来的书画鼎彝收藏赏鉴之风,至清代并未衰歇,作为收藏主力军的徽州籍人士,仍然相当活跃。清初杭州"湖山主人"汪汝谦,清前期桐乡汪文桂三兄弟、鲍廷博知不足斋,钱塘汪氏振绮堂,杭州汪启淑开万卷楼,镇洋毕沅兄弟,海宁吴骞拜经楼,苏州大阜潘氏、吴绍浣家族等,或者收藏书画鼎彝,或者搜罗校勘、整理刊刻群籍,在护持、传承历代名迹珍品甚至国家重器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发现,清代徽州籍人士的收藏活动较之明代,无论收藏者的居住地、在地身份、专业水准,还是活动地域、收藏动机、表现方式,以至藏品存储地点等均有其独特的特点。     

释“明医”

"明医"一词较早见于南北朝时的佛经中,但不是佛教术语,只是译经者借用本土养生论中"明"医的涵义意译而来的概念。宋至明清,"明医"概念脱离宗教传统,进入儒家评价体系,其内涵也随之变化,由启发人心智、提倡内心修养的圣贤转而指称精研医学经典的专业医家,"儒医"则取代了其在医家统绪中的榜样地位。     

试论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的安置

明清交替之际,出现了东部蒙古诸部蒙古人纷纷归附明或后金的现象。在明与后金两大势力对峙的形势下,双方为增强势力展开对蒙古降人的争夺,如何有效安置蒙古降人成为争夺成败的关键。明奉行"用夏变夷"的安置政策,后金实行"善待来者"的安置政策。由于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的认识不同,所采取的安置措施也不同,蒙古降人纷纷投向后金,使后金在与明的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漫话《(?)轩变古笺谱》与《十竹斋笺谱》

60年代初,上海博物馆征集到《(?)轩变古笺谱》二册。上册卷首有一篇小引,证明此笺谱刊刻于明天启六年,其作者是吴发祥。此谱的特点是,开创了（饣豆）版和拱花的印刷技法。而《十竹斋笺谱》则开刻于明崇祯甲申年,刻成于明弘光元年。此笺谱的印刷技术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又有创新。这两部笺谱可说是中国版画史上不可多得的姊妹篇。     

13—15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文化取向

宣布独立后,为构建独立的行政体系、文化解释系统与培植独立的国家意识,平衡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安南经历了数百年的探索。在行政方面,主要仿效宋、明的机构设置,建立类似于中原政权的行政管理系统。在文化方面,安南陈朝尊周孔而贬朱程,通过批判元末明初的理学思潮,彰显其独立的文化性格。但经历明朝管治30年后,黎朝统治者以"文化认同"策略,承袭了明朝的文化伦理价值,健全其儒学教育体系与科举考试制度。在国家意识方面,安南统治者通过创造喃字、使喃字官方化以及编撰国史等,逐步培植独立的国家意识。在安南的统治者看来,安南与中原王朝同属于文化中国的一分子,双方是独立、平等的兄弟国关系,是华夏体系内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