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夺权的“三结合”经验

“文革”中,以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为起点,全国各地造反派刮起了夺权风暴。这期间,上海、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山东两市四省的夺权,构成了全国夺权的第一个大浪潮。其中山东的夺权,为毛泽东提出的建立“三结合”政权提供了经验。     

试论山西在上古社会中的地位——从女娲与山西的关系分析

山西,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上古文明与山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里拥有像“女娲陵”、“人祖山”、“炎帝陵”、“稷王山”这样的中华民族伟大祖先们的活动遗迹。女娲,上古文明中伟大的先祖,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女娲与山西有着不解之缘,在山西境内有着众多的女娲庙、女娲墓和女娲活动过的遗迹。众多的古籍中也记载着山西与女娲有着紧密的联系。笔者就从历史传说、地理信息和文献资料三个方面来说明女娲与山西的特殊关系,进而展现山西在上古社会的重要地位。     

清末民初上海金融活动中的山西票号

票号是晚清道光初民间自发创办的金融机构。它起源于异地汇兑,为不同地区间资金调拨服务。山西票号分支机构遍及全国,经济实力也很强。按票号所在晋中地域来划分主要有平遥帮、太谷帮与祁县帮。早期的山西票号主要活动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因汇兑部分“京协饷”‘骊得以在财力和地域上的大拓展。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山西票号的日异昌、蔚泰厚和日新中三家。已在各地设立了众多分号,江苏苏州则是其中之一。     

湖北省立农学院的地下斗争

我是1948年考入湖北省立农学院的。当时,学校的国民党、青年军飞扬跋扈、骄横专制,气焰甚为嚣张。与此同时。抗暴示威活动席卷全国。1947年“六一”惨案后。湖北省立农学院的学生不顾军警和校方的威胁,前往武汉大学参加吊唁和慰问活动。随后,革命活动一直在延续。我到农学院之后。地下党负责人张靖琳同志与我接上了关系。     

金世宗参与海陵王弑君夺权史事考

金熙宗皇统末年,政局动荡,海陵王在废立之谋已出现时,弑杀熙宗夺权而立.海陵夺权既是为保证统治权力不会旁落太祖一系之外,也是继续发展金初社会改革进程的重要举措.金世宗作为太祖一系的重要一员,从<金史>所记之零散史料可以证明,世宗参与了海陵夺权之事,至少是海陵夺权事件的支持者.     

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团与社会权势转移--以《江西民报》为中心的研究

地方军事化是我们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转型的重要视角,它集中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辛亥革命时期民团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地方社会军事化的形成。民团在由“民间自办”到“官督民办”过程中,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新的权力中心和新、旧社会力量重组的舞台。民团的兴起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晚清以来的地方自治进程与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格局,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被总结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即按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言、所行,其内容,可概括为：开展全面阶级斗争,进行全面夺权,实行全面专政。这“三个全面”（或曰：“三全”）是文革灾难的思想理论的根源。何谓“全面阶级斗争”？何谓“全面夺权”？何谓“全面专政”？本文先来讨论关于“全面阶级斗争”的问题。     

晚清蒙古清丈增租下的利益博弈——以光绪年间“农安惨案”为中心

光绪年间放垦迎来全面开放时期的前夕,蒙古王公、清廷、领荒佃户三股势力之间利益博弈尤为激烈的郭尔罗斯前旗,因增夺地租的社会矛盾最终引发一场暴力武装冲突,即"农安惨案"。该惨案是晚清蒙古地方全面放垦前各涉事利益群体围绕增夺地租进行利益博弈的典型事件。农安惨案的发生清廷负有责任,此外惨案发生前民间和平请愿聚会被当地"教匪"利用,演化成对抗清廷的武装斗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儒学,也自然有影响各时代儒学发展的独特人物。在晚清,张之洞与儒学很有关系。虽然他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成绩微不足道,但凭借其在政治上和文教事业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对于儒学的独特关怀,其有关的思想和活动却对儒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具体考察他这方面的思想和活动,对认识晚清儒学及张之洞本人,都是很有意义的。一、“通经致用”与儒学自振“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思想渊源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列强入侵和与之相伴随的“异教”渗透,造成王朝…     

“西南的春雷”纪念章之谜

在“文革”初期,贵州省是全国较早成立“革命委员会”（间称“革委会”）的省份之一。而在贵州制作发行的诸多毛泽东像章中,至今未发现“贵州省革委会成立”纪念章,但却可以找到品种数量较多的“西南的舂雷”纪念章,也见有“贵州夺权胜利纪念”章。按照当时的惯例,成立革委会是重大事件,都要制作毛泽东像章,     

父爱的悲剧

《高老头》作为巴尔扎克批判现实主义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在《人间喜剧》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深刻地反映了复辟王朝的法国社会中,在金钱统治与拜金主义风行下所导致的一幕幕人间悲剧和惨案。《高老头》父爱的悲剧,即是一个典型的悲剧缩影。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济南惨案发生之后 ,上海等地各种反日会组织的成立及其反日运动都是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指导下进行的。根据日方要求 ,国民政府下达的“取缔排日令” ,并不具有全面禁止反日运动的强有力的管制力。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在于反对和管制反日运动本身 ,它反对的是“超越管制力的反日运动”。国民政府对反日运动的立场是国民党政权成为实际统治势力以后所经历的一个保守化过程。从这一点讲 ,国民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有其局限性     

贺昌革命思想与实践

贺昌是山西早期优秀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共早期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出生在一个社会混乱、局势动荡的年代,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影响下,在师生及革命人士的启发下,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爱民更爱国、扛罢笔杆再扛枪、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革命思想,指引着他在革命道路上逐步前进。     

火官清廉 重视教育

二十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风雨如磐,魔怪翩跹。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刺激下,广大群众,不堪晚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奋起反抗,形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浙江也是如此,革命党人在光复会和同盟会的领导下,开展了革命工作,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浙江的政局动荡不安。     

晚清国家观变化的时代特色

晚清国家观变化所呈现的强烈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恢廓的世界眼光以及各种国家观念纷然杂陈等时代特色,不仅是晚清国家观变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更是当时“千古未有之变局”之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在国家观念上的反映。上述特色非但使晚清国家观注入了新的内涵,也加速了晚清国家观由传统王朝观向近代国家观的转变;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值得记述的阎锡山二三事

我与阎锡山接触是从1932年开始的.1932年1月、10月,我作为山西省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常委、“一二·一八”惨案后援会主任委员,曾两次受学联会选派向阎锡山请愿.一次是请阎锡山出山抗日,惩办“一二·一八”惨案凶手;一次是促请阎锡山出兵抗日,支援热河.1933年作为李冠洋青年救国团青年委员,曾多次出席过阎锡山召集的会议.1936年,我作为自强救国同志会青年委员和山西“牺盟会”执委、常委,与阎锡山的接触就更多了.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

本书循晚清、民国创建、五四新文化运动、1921-1927年间的国共合作与分裂这一历史线索,探究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兴盛和衰落过程,分析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实践,既说明了无政府主义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民主思想的一个源头,又指出它同时也是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在中国革命思想发展中的贡献做了充分阐释。[第一段]     

人物志撰写琐议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地方志作为记述一定区域内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人物志无疑在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人们最为关心又是撰写难度最大的部分。它之所以重要且备受关注，是因为各个时代的历史，都是由各种人物的活动反映出来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反映了对待现实生活中各种人物的政策和态度，又因为人物涉及的面最广，历来争议最多，分歧也最大，故撰写难度大就…     

贺昌革命思想与实践

贺昌是山西早期优秀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共早期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出生在一个社会混乱、局势动荡的年代,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影响下,在师生及革命人士的启发下,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爱民更爱国、扛罢笔杆再扛枪、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革命思想,指引着他在革命道路上逐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