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的表现与影响

浮夸风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的重要标志,也是"大跃进"运动造成恶劣影响的主要根源之一,浮夸风对"大跃进"运动的过程及后果都有重要影响。通过运用包括工业、农业以及科教文卫在内的各行各业出现的具体事例阐释浮夸风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负面影响进行客观分析。浮夸风对中国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除三年经济困难等直接影响外,其对现实社会发展的潜在负面影响则更为重要。在"大跃进"运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必须以史为鉴,从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完善统计工作及调整政绩评价制度等方面入手,采取恰当而有效的措施,遏制浮夸风在新时期的死灰复燃。     

1958年下放蒲圻纪事

1958年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内涵的“三面红旗”在广袤的城乡大地上招展,大办钢铁的炉火映红神州上空,“15年超英赶美”的口号让6亿中国人热血沸腾,“一天等于20年”的神话使人觉得共产主义似乎指日可待,浮夸风、共产风刹那间刮遍全国。     

报纸宣扬“三面红旗”的教训

1958年以来,在党的“左”倾错误领导下,报纸与其他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宣扬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出现严重的困难。1958年底虽然有所察觉,但仍然坚持“三面红旗”和反右倾,后果更为严重。     

大跃进时期与“五风”抗争的人们

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于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猖獗,危害极大。时中央高层有彭德怀为民请命“鼓与呼”,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河南省省委书记潘复生,还有四川等省级领导,坚持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疾苦,不顾个人安危,与“五风”作斗争,精神感人至深,名可载入青史。     

赵树理算“屁股”账

在近现代作家中,赵树理是一位最讲究实践、最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人。特别是在1958至1960年的所谓大跃进、更大跃进、继续跃进的年代,浮夸风甚嚣尘上,泛滥成灾,而他不仅不写吹牛文章,连吹牛的话也不说。见到某些干部有损于农民利益的瞎吹,他还要给予抵制。     

“大跃进”年代的一桩奇闻

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特色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出现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口号和所谓的“奇迹”,我亲身经历的一桩奇闻就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一点。 那时,我在山东省五莲县《五莲大众》报当记者。一天,突然接到高泽人民公社的电话称:该公社三教堂养猪场,一头母猪放出高产卫星,一胎竟产下36头小猪崽。这一消息令人备感新鲜与振奋,报社领导随即派我前去采访。采访途中,我思绪万千,一方面感到大跃进年代果真能出新鲜事和奇迹;另一方面,心中不免出现疑团。以往只晓得一头母猪一胎最多产12—13头猪崽,怎么现在的母猪一胎竟能     

陪于光远在马渡调查“公共食堂”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国农村普遍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歪风,在196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他在总结几年来的沉痛教训时提出,做好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好调查研究。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江汉区大办钢铁始末

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运动,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严重损失,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     

陪于光远在马渡调查"公共食堂"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国农村普遍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歪风,在196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他在总结几年来的沉痛教训时提出,做好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好调查研究。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宋平在甘肃的两件往事

宋平同志于1972年7月25日经中央批准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在甘肃工作了10年。他常说：“甘肃是个穷地方,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能说大话,也说不起大话,所以无论谈到哪方面的工作,都不能把成绩说得太满。”他还说：甘肃有过说“大话、空话、假话”血的教训,在1958年“大跃进”中大刮浮夸风、征过头粮,曾因此饿死过近百万人,想起这件事就让人心里难过!要永远牢记：在这么多饿死者的灵前还说大话、空话、假话是天大的耻辱!     

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

（一）缘起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大陆地区）的空前大饥荒。     

“大跃进”时期与“五风”抗争的人们

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盛行,危害极大。时中央高层有彭德怀为民请命“鼓与呼”;省一级有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等领导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疾苦,不顾个人安危,与“五风”作斗争,行为感人至深。“五风”导致“三年困难时期”,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但却也有人说:这事上面没责任,都是下边歪嘴的小和尚(指基层干部)把经给念歪了。其实,当时也有不少基层干群抵制“五风”。现就本人耳闻目睹,笔录几则如下:     

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

1.016亩水田创下了亩产早稻干谷36956斤的世界纪录,这是真的吗？《人民日报》曾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专题报道了这件事（见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前苏联《真理报》也登载了介绍此事的文章照片。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及朝鲜政府副总理等贵宾曾亲临现场,并给予高度评价。然而,无情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席卷全国的浮夸风中的一场闹剧。当时在全国,它曾被许许多多受蒙骗的人广为传播,也曾被许许多多明知是假的人津津乐道。为什么这样一场…     

“大跃进”时期农业浮夸成风的原因

"大跃进"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经济领域里无视客观经济基础,盲目和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高速度的全民大生产运动。伴随高指标、高速度,浮夸风也四处泛滥,特别是在农业领域,浮夸"卫星"接连升空,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所有参与方都难辞其责。     

论"大跃进"战略的形成

1957年批判"反冒进",形成了所谓"积极平衡"的理论、生产建设中浮夸风的政治气候和行政运行上的互动机制。在毛泽东看来,要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资金和物资的缺口可以依赖发动群众实现"积极平衡"。发动群众,其思想渊源与当年"大生产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在经济上的涵义是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于是,在中国,"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就意味着:通过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既试图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又试图在较少资金投入下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实行"两条腿走路"。在此路径下,"人定胜天"的观念与浮夸风两者相互作用,终于形成了"大跃进"战略。     

我所知道的四川调粮

1950年．四川省第一次向外省大规模调粮。四川再次大量外调粮食是1959年、1960年及1961年。这三年恰恰又是四川因“大跃进”而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年,此时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所以调粮问题成为四川人民议论的焦点之一。四川的调粮是“大跃进”全局性错误中的一个局部性错误．不能离开全局来单独强调这个局部。     

我所经历的大跃进

1958年,对于当年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刻骨铭心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元纪年的概念,成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五风"(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的代名词,它给历史、国人和后辈子孙们的教训实在是太多、太深刻了。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新闻考

2008年是“大跃进”发生50周年,“大跃进”这幕闹剧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至今令人痛心不已。反思历史是为了记住惨痛教训,避免悲剧重演。1958年,广西放了颗全国最大粮食“卫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从新华社、《人民日报》到广西地方诸多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浮夸新闻,轰动全国,“扬名”海外。鉴于至今没有学者对此事的报道从新闻传播学层面进行梳理与反思,因此,我们认为对其进行调查考证与反思,引以为戒为训,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大跃进”时期文化界的荒唐事

1958年,在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感染之下,文艺界的“大跃进”也发动起来。文艺战线捷报频传,文艺“卫星”满天飞。文艺家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大跃进”运动当中,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干了很多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荒唐之事,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可笑。     

十年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

作为一个时期和社会运动的“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95 年,谢春涛发表的《“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一文,就学术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 90年代中期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情况,作了综述。本文拟就1995年以来学术界有关“大跃进”研究的新的学术观点作一综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章篇幅及本人视野所限,本文涉及和参考的主要是研究“大跃进”的有关学术论文(包括一些概括性的资料综述和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