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亚洲国家战争赔偿立场之比较--以国家间的赔偿为中心

本所论限于国际法中国家对国家的赔偿,不包括民间赔偿。二战后日本对有关各受害国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持不同的立场,对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的立场是设法逃避赔偿的责任,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立场则是虽无赎罪意识,但能承认有赔偿责任。日本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对亚洲国家采取不同的立场既与各受害国的对日政策有关,也与战后的国际形势有关,此外它也是日本错误的战争史观的一种表现。     

论德日两国二战后对谢罪问题的认识

德日两国在战后谢罪态度上的迥异表现主要体现在对战争性质和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上,在战犯的处罚问题上,在战争的赔偿问题上,在历史教育问题上。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国际社会给予德日两国的影响不完全一致,以及两者存在极大的个体差异。     

战后初期美国主导下的日本拆迁赔偿计划

日本战败投降后,对战争受害国的赔偿问题便提上日程。战后初期在美国一手主导下,制订了拆迁日本的工业设备赔偿亚洲战争受害国的计划,体现了美国削弱日本这个宿敌,防止其东山再起的战略意图。随着“冷战”开始后美国远东战略的变化,其对日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拆迁赔偿计划的实施也半途而废。     

违反合同的精神损害赔偿

法律在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问题上的基本历程可表述为:首先承认侵害精神性人格利益的赔偿责任,而后承认侵害物质性人格利益引发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再承认对物的侵害引发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最后承认违反合同导致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从趋势上分析,法律规定违反合同的精神损害的保护是势在必行。     

东西

中国领导层对日压力不减 围绕二战期间中国民间个人蒙受的损害,三菱材料等日本企业强掳的前劳工等人自2月以后先后向北京市等法院提交了要求赔偿的诉状。日前中国又扣押了商船三井的船舶,在历史问题上不放松对日压力的习近平领导层的姿态再次凸显。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对在沪“第三国侨民”的赔偿

一·二八事变后,在沪"第三国侨民"因战争损失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面对来自十七国侨民及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一边极力推诿责任,一边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在赔偿过程中,日本政府通过严苛的审核标准驳回大部分索赔要求,同时将"赔偿"改为"救恤",以掩盖其战争责任。日本外交机构也在军部的压力下篡改了公文中暗含日军掠夺行径的条款,以否认战争罪行。整个赔偿工作涉及与各相关国家的外交交涉,其中以日美交涉最为典型和曲折。日本政府虽希冀通过赔偿问题缓和国际舆论压力,但其一再减少赔偿金额的行为则引起英美等国的质疑和愤懑。日本政府就在沪"第三国侨民"赔偿问题的外交交涉,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初错综变幻的国际关系。     

试析战后德国战败赔偿政策

二战末期和战后初期,赔偿问题是美、英、苏三大国处理德国问题的重点之一。本文认为这一时期德国战败赔偿政策的演进主要经历了4个阶段:政府内讨论、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赔偿原则的确定、工业水平计划的签订与修改、赔偿政策的执行。而三大国从谋求一致的德国赔偿政策解决到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是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异。     

中美洛案赔偿交涉考

1885年洛士丙冷虐杀华工案发生后,中方一直坚持惩凶、赔偿和保护三个处理原则,其后又根据事态发展,将交涉重点集中到了赔款上。在赔偿交涉中,清政府始终坚持在国际公法下以外交手段解决中外纠纷的原则,驻美两公使苦心竭虑,不避繁难,有礼有节,不懈努力,终于获得美方14万元美金的赔偿,并藉此清理了其它虐杀华工的旧案,这是中国近代中外交涉中第一起通过外交努力获得外国赔偿的案例。但是,洛案的赔偿没有形成对受害华工损失的制度化赔偿,没有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角度形成对华工更好的保护,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排华的社会舆论与社会意识,排华运动最终成为中美关系上一段极不愉快的记忆。     

《日本对华北劳工统制掠夺史》评介

2007年6月12日,德国“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会(该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8月12日)正式宣布,在过去的7年时间里,共对居住在100多个国家的170万前纳粹劳工进行了赔偿,支付了近59亿美元赔偿金,完成了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纳粹当局强征的劳工提供赔偿金的历史使命。当天,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在总统邸举行庆祝完成劳工赔偿的仪式上说:“通过象征性的赔款,受害者所经受的苦难,在被遗忘数十年后,已得到公开承认。这是在通向和平和和解之路上,迫切需要的一项行动。”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也在讲话中阐明了需要赔偿金的原因和进行赔偿的意义。德国政府…     

日本战后初期的赔偿问题

日本战后初期的赔偿问题洛阳师专历史系湛贵成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开始提起，到１９７６年赔偿支付完毕，历时３０余年，跨越了日本的战后恢复时期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日本战后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战争赔偿问题以冷战为分水岭，基本上分为两大...     

民事赔偿与死刑适用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省高级法院关于民事赔偿与死刑适用的调查报告为视角

死刑是历史上最古老的刑罚,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死刑一直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青睐。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特别是近代以来,受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影响,一些学者对死刑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并主张废除死刑。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基于对现代刑事追究模式的反思,认识到片面强调公诉制度导致了对犯罪原始矛盾也就是被害人与犯罪人的矛盾的遗忘,特别是对被害人的感受和利益照顾不周,因而出现了从"报应性司法"向"恢复性司法"的转向,旨在通过调解、道歉、真诚悔过、积极赔偿等方式,恢复被害人与犯罪人、社区之间的关系。与之相对应,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司法部门也在推行死刑案件的民事赔偿制度,这不仅有利于修复社会关系,快速有效地恢复遭破坏的司法和社会秩序,而且更是对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司法权的一种反思,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有利于助推和谐司法。且通过民事赔偿工作的有效施行有助于实现控制死刑的目的,维护被害方利益,缓解社会矛盾,减少对抗。由于这还是一项新的尝试,在司法实践中也引起了许多争议,并在具体执行上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事赔偿的效果。为此,本文从死刑案件民事赔偿的基础理论入手,结合湖北省就死刑案件的审判实践,对死刑案件与民事赔偿的适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     

消费者协会提起惩罚性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之探讨

在我国现有立法中,虽然赋予了消费者协会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但对消费者协会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规定却处于立法缺失状态.理论上,因惩罚性赔偿在功能上存在公益性质,因此消费者协会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在惩罚性赔偿的公益性功能范围内具有赋予的可行性.可通过完善立法,如建立消费者协会的特殊代表制度、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公共利益...     

1952年台北和议中日本利用中国不统一逃脱战争赔偿

从根本上说,二次大战结束后盟国放弃对日索赔．是出于美国的决策．而于1951年9月由旧金山和会乒式决定的。1952年日本在与国民党政府举行的台北和议中,则进一步利用中国不统一的状况逃脱战争赔偿。日本政府之所以选择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签约,一个因素就是盘算到国民党政府“无权请求赔偿”,故而可以逃脱战争赔偿责任。和议开始,日方规避和平条约的实质．也是为逃脱赔偿。谈判中日方拒绝条约中写进中国享受旧金山和约最惠国待遇和服务赔偿两项条款。国民党政府被迫作出重大让步,谈判双方接近达成协议后,日方又变卦,推翻已表示接受的条款。日本利用国民党政府急于要抢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签约的心理,拖延时间,逼迫对手接受自己的方案．终于得逞。和约本文“未见有一个赔偿的字眼”。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评定因素之分析

本文依据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条款,就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评定所参考因素问题作一分析。     

试论二战后韩国对日索赔要求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人民从其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日起,向日本政府、日本殖民统治机构及日本人,提出了对朝鲜及朝鲜人民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或赔偿的要求。在清算殖民统治及战争损失的过程中,南朝鲜民众和韩国政府始终彻底否定日本的殖民统治。但由于受冷战及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影响,韩国的对日索赔要求逐渐后退,从一开始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的赔偿要求,后退为“为了恢复因暴力与贪欲而造成的损失与受害必然使其履行的义务”或补偿,进而又后退到“为挽回和恢复所蒙受的牺牲而提出的公正的、理性的合理要求”。     

53年前的苦难经历

7月27日,在日本东京,一法庭开庭审理3个遭受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英国人要求道歉和赔偿的诉讼案。这些幸存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军强行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受尽各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不论身心还是身体都遭受严重创伤,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并赔偿每人2．2万美元。在原告席上,有一个叫菲莉丝·圣姆森的英国退休女护土而今已67岁了。每当想起当年的经历,她总感到无比痛苦。她说,她出庭作证,是代表当年1．5万名难友,诉说他们当年备受折磨的经历。1942年,菲莉丝才13岁,跟父母生活在当年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2月,新加…     

评东京地方法院关于“七三一细菌部队等受害者索赔案”的判决书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于1999年9月22日对一起“中国人战争受害对日索赔案”作出判决,首次以司法文书的形式认定日本军队的加害暴行和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明确判定日本“应该真挚地向中国国民谢罪”。尽管如此,该判决仍然驳回原告的合理索赔要求。本文认为：判决书做出“承认战争犯罪”的判定是被迫的,列举“拒绝索赔要求”的理由是荒谬的;日本法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倾向,就是不违反政府、执政党关于对战争受害者不予赔偿的基本政策;目前,日本政府在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各国战争受害者、国际社会以及主持正义的本国人民等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要想促使日本政府改弦易辙和日本法院作出公正判决,需要各方面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二战后韩国对日索赔要求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南朝鲜民众及稍后成立的韩国政府,为清算过去日本对朝鲜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为有效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韩国的独立而产生的日韩之间的诸多问题,很早就开始了其善后准备工作.战争受害与损失调查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南朝鲜民众及韩国政府的战争受害与损失调查同其日后的对日补偿、赔偿要求密切相关.因此,不弄清战后初期南朝鲜民众及韩国政府的战争受害及战争损失调查的全过程,我们就很难正确理解和把握此后日韩会谈中韩国提出的对日请求权问题.……     

二战后韩国对日索赔要求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南朝鲜民众及稍后成立的韩国政府,为清算过去日本对朝鲜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为有效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韩国的独立而产生的日韩之间的诸多问题,很早就开始了其善后准备工作。战争受害与损失调查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南朝鲜民众及韩国政府的战争受害与损失调查同其日后的对日补偿、赔偿要求密切相关。因此,不弄清战后初期南朝鲜民众及韩国政府的战争受害及战争损失调查的全过程,我们就很难正确理解和把握此后日韩会谈中韩国提出的对日请求权问题。     

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和金额评定因素

对精神损害进行财产赔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上,应采用“二元理论”,即只有侵权行为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并使其蒙受了精神痛苦时才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在赔偿金额的评定因素上应从“必要因素”和“参考因素”两方面进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