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

雷首山尧先为都 妫汭泉舜居其旁 传说,帝尧的时候,在蒲坂一带生活着一个有虞氏部落。人们把有虞氏部落生栖的地方,称作虞地,后来演变为虞乡。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今天,虞乡的名字依然保留着。 虞乡有历山,西临黄河,沿河一带,遍生蒲苇。所以,该地又称蒲州。     

临溪县城城址考

临溪县设置于南北朝时期,“后魏恭帝二年（公元555年）,分临邛县置临溪县。”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前蜀、后唐、后蜀、北宋八个朝代,宋熙宁五年（1072年）二月,“省临溪县为镇入邛”,在历史上存在517年。     

"有虞氏"谱系探析

对夏代以前有虞氏谱系的记忆和流传,反映了这个古族在尧舜禹时代所达到的较高文明程度,史籍中往往“虞夏商周”并提并非偶然。加强对有虞氏历史的研究,探索他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是在文明探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汤因比的史学理论及其影响(下)

这就是汤因比所“发现”的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为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逃不出这一套“规律”,亦即都要经过上述的四个阶段。 汤因比用他的“四阶段论”作为公式,牵强附会地到处乱套。例如,他硬用这个公式来解释中国历史,说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经过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魏、晋是“间歇时期”;大乘佛教的传播是建立起大一统的教会;而旧时所说的“五胡乱华”便是“蛮族”大迁徙。这乍听起来似乎也有点道理,但隋、唐和隋、唐以下的历史又如何用“四阶段论”来解释呢?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一直连续向前发展的,从来没有中     

魏晋南北朝史籍简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指三国分立到隋统一这一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先后或同时建立了许多王朝(政权),差不多每一个王朝都有后人为之写的断代史。“二十四史”在这一历史时期就占十一种。此外,还有著名的方域史和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也是重要史籍。现分别简要介绍如下。     

虞舜乐文化零证

中国上古乐文化源远流长。文献中存在较多关于帝舜与乐的记载,是探讨中国上古乐文化的重要资料。帝舜本人及其父、祖都精于乐律,种种材料表明,有虞氏在原始社会末期及文明社会早期应长期承担乐官一职。经过帝舜的改造,源自上古帝喾时期的古乐《韶》成为五帝乐舞中最重要的一部,历夏、商、西周,至春秋晚期仍然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     

常熟历代县名琐谈

正常熟,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在常熟的地名宝库中,老地名无疑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常熟历史上有海虞、南沙、常熟、昭文、琴川等名称,探索它们的由来就是追溯沉淀的常熟历史文化。一、海虞县常熟在商为勾吴国地,周时属吴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属会稽郡吴县地。西晋太康四年(283),拆吴县虞乡置海虞县,此为常熟地方建县之始,隶于吴郡。梁天监六年(507),置信义郡,海虞县属之。隋开皇九年(589)废。     

智伯与古城

春秋时晋国有六卿,自范、中行二氏灭后,只存智、赵、魏、韩四卿,而智卿最为强盛。 “智”,就是智伯。智伯名瑶,智宣子徐吾之子。他的封地在何处? 据《括地志》记:“故智城在蒲州,虞乡县西北四十里。”《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时期晋国图》记:“智”在今永济市正北十五公里处。”《博物志》载:“解县有智邑,当即智城在虞乡。”     

保护文化遗产 打造精品工程——炳灵寺唐代大佛保护维修工程启动

“炳灵”是藏语“强巴炳灵”的音译,意译相当于汉语的“千佛山”、“万佛洞”。炳灵寺石窟的正式营建始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后历经北魏、北周、隋、唐各代不断开凿修造,元、明时期仍有修妆绘饰。     

华夏遣日第一使

在周公庙西南隅的碑亭中,立有一通“日本国遣隋遣唐使访都之地”石碑,此碑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洛阳分会、日本国奈良县本橿原市化协会、奈良县遣隋遣唐使显彰委员会三个单位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合立。     

《山海经》研究五十年

《山海经》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是一部“奇书”。全书仅3万1千余字,一般认为,它却包含着关于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历法、气象、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考古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等方面的诸多内容,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一部上古的世界文化大观。由于它保存有上古社会的丰富信息和历史资料,因此,它是研究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     

“京观”及其历史轨迹

“京观”是中国古代战争的产物,贯穿于中国历史的上古和中古时期,为华夏民族和周边兄弟民族所采用,目的是张扬武功。但是,由于“京观”这种形式过于血腥与残酷,故在以后的岁月不被使用;时至现代,演变为纪念碑的形式。     

在书面与口头传统之间--以敦煌本《舜子变》的口承故事性为探讨对象

“舜”为上古五帝之一,其事迹屡见于各种典籍文献之中,历代人们对于他“至孝”的美德,以及“尧舜禅让”的圣王之治亦多所称美。而这位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儒墨学者的极力推崇,在后人的心目中,便成为道德高尚、人格完美的代表人物之一,并逐渐“定型化”为上古的“先圣先王”。     

青海都兰出土“广纳戍印”及相关问题考证

青海新出铜印“广纳戍印”可能出土于青海都兰北朝—隋时期墓葬。广纳当为南朝广纳县，故地在今四川省通江县附近。“戍”是北魏统一北方后为保卫边防而置于关隘的军事机构，广纳戍在广纳县境内。“广纳戍印”是南朝齐国印章，在青海发现当为传入品，传入时间最有可能是在南齐时期（490年或更早），即吐谷浑国第十二代王拾寅、十三代王易度侯或十四代王伏连筹在位期间。“广纳戍印”对研究南朝与吐谷浑的使节交往和交通提供了实物证据。     

“太伯奔吴说”的困惑与探赜——兼议江苏地域文明探源中的特殊文化现象

<正>1925年,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考古学是实证科学,用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以考证古代历史是“二重证据法”的内核。吴文化是江苏的地域文化。吴文化研究首当其冲的是句吴文明的发端,而有虞氏部族的南徙又与句吴发端密切相关。因此,应用“二重证据法”研究有虞氏的南徙与句吴文明的发端,既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有机组成,也是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构成。     

清理与重构:吕思勉的神话研究

上古史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有关上古神话的研究更引起了广泛关注。吕思勉利用文献考据、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及“统属思维”塑造的“同质人类群体”的概念,对上古神话进行清理和重构,形成了区别于传统的新解释,并尝试以此取代传统思想中有关上古神话的“旧常识”。这种新旧知识迭代背后隐藏着吕思勉以“统属性思维”取代“关联性思维”的研究理路,是近代新史学打造学科话语体系的尝试,也彰显出历史学家普遍面对的“当下主义”的困境,以及这种困境对于历史知识迭代的意义。     

《易·序卦》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论述

先秦时期,人们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已有了一些看法。大家所熟知的是《韩非子·五蠹》中的一段话,他说: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本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是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韩非是以历史进化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发展进程的,他在这面所说的“上古之世”,是指原始社会而言,“中古之世”,是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过渡阶段,“近古之世”是已进入文明社会的阶段。但对于社会结构的本身,还未说到。在韩非以前,孟子也说到社会发展历史状况。《孟子·滕文公上》记孟子的话说: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     

南北朝时期的军事重镇蒙城

正从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到589年隋统一的170年间,我国历史上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史称南北朝。南北朝时期,淮河到涡河之间一直是南北政权争夺的重点区域,其中淮河南岸的寿县城和涡河边的蒙城(当时为山桑县),更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隐匿在文字背后的亲情与友情 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名贤尺牍十通

尺犊,源于上古时期的简牍,别称“尺札”、“尺简”、“尺翰”、“尺素”、“尺鸿”、“书札”、“信札”、“札翰”等。司马光《书仪》云：“先公犊而后私书。”早期尺犊上所书多为官事奏牍,秦汉以后,私书渐兴,尺犊才成为私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工具。至魏晋时期渐次形成“官曹文书,世间尺犊”的适用格局。唐宋以降,     

近百年来魏晋至隋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概况

近百年来魏晋至隋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 2 0世纪 30年代中期至 6 0年代中期 ,第二时期为 2 0世纪 80年代至今。 30年代中期以前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 ,6 0年代中期至 70年代末重要的文章只有严耕望的《隋代总管府考》(台北《中国学志》 ,第 6本 )、蔡学海的《北朝行台制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5期 )及唐长孺的《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文物》1 978年第 6期 )三篇文章 ,根据其内容与特点我们将把它们归入第二时期进行介绍。2 0世纪 30年代中期至 6 0年代中期对魏晋至隋地方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