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义命分立”的价值与局限

将人力所不及的“命”与经过艰苦的精神探索和卓绝的人生实践可以挺立起的“义”明确地加以划分,并进而为“知识分子”找寻到努力的方向,是孔孟思想中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因素,而“知识分子”切中要害的社会批判和挺立自我则是孔孟“义命分立”的核心内容,但“义”与“命”分立的不彻底也是孔孟思想的重要局限。     

“向党交心”的前因后果

许多人都知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但对此后接踵而至的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运动却知之甚少。二者有什么关联？其前因后果如何？笔者保存有先父张高峰（原《大公报》记者）1958年6月“向党交心”原始记录六份,真实地反映了那次运动对“交心者”心灵的触及和知识分子洗心革面“自我批判”的无情。联系到此前的反右运动和后来的“文革”浩劫,或可大致勾勒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吉野作造独立人格刍议

从人格角度观察,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可分为独立型,依附型和人格断裂型三种,吉野作造是近代日本人格独立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民本主义”是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他在思想－组织－运动的整个环节中始终保持了人格的独立,吉野作造是控日本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日本社会的正常发展正是要仰赖这类知识分子。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国社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和政治文化史学兴起的背景下,法国史学界诞生了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知识分子史,作为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代表人物,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运用“历程”、“社交性”和“代”三种独特概念方法,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成功地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公知的前世今生

这些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外部与内部的因素,导致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自我矮化,被污名化;还有,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又该如何自处。     

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评杨念群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

杨念群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 :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 (三联书店 ,1997年 ,以下简称“杨著”) ,采用区域研究取向 ,将广东、湖湘、江浙三地的学人或知识分子 ,视做三个具有独立形态的知识群体 ,审视在中国近现代化的过程中 ,不同地域的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两种学术传统交汇的结果。作者的问题意识源于由来已久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传统 ,而他采取的方法则是近年方兴未艾的区域研究取向。作者欲以后者的方法 ,达致对前者的超越。用作者的话说 ,就是 ,思想史的传统设定了一个“知识形构序列” ,而这个“…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黎昔非从北大研究生到《独立评论》经理人的角色转变

《独立评论》是30年代以胡适为核心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政论刊物。该刊以理性的救亡主张和“敬慎”负责的持论态度,在当时的期刊界独树一帜。胡适是《独立评论》的灵魂,身为编辑,他为该刊的成长倾尽了心血。而幕后与胡适密切配合共同承担出版发行工作的,则是他的学生黎昔非。本文试通过对黎昔非从学生到经理人的身份转换,探讨30年代下层知识分子为谋求个人的发展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以及他们与上层知识分子之间的微妙关系。     

马寅初的远见和勇

萨义德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创造新灵魂、新传统的流亡者和边缘人．以独立的姿态和不可让渡的原则“对权势说真话”,“如果你的眼睛盯着主子．就只是一个门徒或追随者,或者看门犬”.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190 5年废除科举后 ,如何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 ,成为走出科举时代学人思虑的焦点。这集中呈现于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上。 3 0年代聚集于《独立评论》的一群学人 ,其学术活动及介入公众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 ,表明读书人力图通过重建知识的庄严 ,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衍生的“精英意识” ,筑起了一张公开的与潜在的“权势网络” ,从而导致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退缩与进取:论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及其角色的演变

本文先论析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下 ,“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语义 ;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殖民地时代、独立建国时代和踏入二十一世纪后 ,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出身和特征 ,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从政治、教育和文化舞台上逐步退缩 ,而今后又将会有怎样的转变和突破     

清至民国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之形象建构与国家认同

滇黔毗邻区的花苗群体是苗族的一个支系，清朝汉族士大夫把这一群体建构成一个与华夏有着巨大差异的“蛮夷”形象。民国时期汉族知识分子强调花苗群体与华夏的“同源”性，是中国民族的一部分。清末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建构的是一个被“拯救”而获得精神自由与新生的花苗群体形象，亦为中国之一部分。民国时期的第一代花苗知识分子，在自我族群形象的建构中，既认识到本族群的不足，又意识到本族群的优势，自我归类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表达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情感。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形象的历史演变与多维呈现，其国家认同情感的逐渐强化，展现了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伴随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演变过程。     

浅论沈从文的理性意识

沈从文崛起于30年代的文坛,其创作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却总是对“城里人”与现代文明保持着高度警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他极为蔑视政客与政治附庸文人的投机行径,却又不能脱离民族主义的现代传统,无法像周作人、林语堂那样“自由洒脱”起来,而是对民族前途充满了浓浓的忧患意识。在人们的心目中,沈从文天生就是一个咏唱抒情牧歌的诗人,其重要创作总是离不开爱与美与自然的主题,弥漫着梦幻般的浪漫情调。然而这远非他思想情感的全部,在他艺术心灵的深处还埋藏着另一个非常理性化的、充满了理性至上独立品格的自我。这也许是全面理解作家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的一把钥匙。他从文化反思、艺术创作乃至通过自身实践对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理性自觉、自醒与自救进行了全方位的追思。更重要的是,探讨沈氏对理性意识的坚守对我们当今理性精神溃退的文学创作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中日知识分子的"崇文"与"尚武"

中日知识分子可比较之点颇多,本文只从历史的角度,选择“崇文”与“尚武”作为比较内容,探讨中日知识分子“崇文”与“尚武”的原因及其影响。宋代皇帝们“重文轻武”的思想与政策,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成为“文弱书生”的渊薮。由于在知识分子中还有不绝如缕的乱世“右武”思想与主张及其勇武精神,才使近代中国免于列强瓜分。日本知识分子所受“尚武”风习的熏陶自中世开始,中经近世直至近代,几乎没有间断,其“尚武”程度远甚于中国知识分子。日本知识分子由于“尚武”精神的过度膨胀,从而导致支持政府发动对外战争,走向摆脱外敌入侵时所起作用的反面。     

抱香怀古意 恋国忆前身——泛议宋、明遗民艺术

遗民在中国是有传统的,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就已被看作是造民了,关于他俩的事太过于遥远,假假真真,不提也罢。何谓“遗民”,指的是两类人:一为亡国之人;一为改朝换代之后出于种种考虑而不佳之土。“遗民”现象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 遗民,理论上讲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只是其人数或众或寡,其事迹或显或晦而已。其中唯宋末元初与明末清初的移民最为典型,这是特殊的历史机缘、特殊的时代环境所造就的一批有独立人格的特殊的人。这两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少有的处境尤为艰难的时刻,他们不得不被迫面临抉择,其代价不仅是金钱与地位、身家与性命,而且关乎士群体心态的健康与平衡,关乎整个汉本位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发展,而这些恰恰是士群体立身之本。具体地落实在某一个体身上,表现出的正是其心态发展的历程,对自我的认知、对自我的反省,对自我命运的再体认、对自我生存状态及生活方式的再设计、对自我价值观与道德     

浅析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知识分子的定位——以钱理群著《我的精神自传》为例

作为国内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以及伴随共和国成长的亲历者,钱理群用自己的方式一方面坚持着严谨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始终进行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提出了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隐痛与反省,而同时期的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也在做同样的思考。本文试图以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中的自我思考作为切入点,探讨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矛盾坎坷的心路历程,进而联系历史、社会、国家、个人等众多复杂因素,深入分析中国知识分子面临1949年后国家与社会转型的选择。通过综合分析各家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明确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群体,其言行对社会发展尤其是精神价值的重要影响。由此思考知识分子应秉持怎样的原则应对历史的潮流,而这也是值得一代代人思考的关键问题。     

知识分子头上的契卡幽灵——专政的列宁、执法的契卡和不合时宜的高尔基

当“契卡”在广大农村实行“十字军讨伐”时,其火与剑的锋芒同时也指向了知识分子。作为“怠工者”和“反革命”,知识分子罪不容恕地被列于“资产阶级”的阵营之中。     

五卅前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探索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并非一个抽象的固定概念,更多是一个充满意见分歧和观念竞争的持续辩论过程。知识分子是否中国社会变革或中国革命的先锋,以及知识分子是否一个“阶级”,曾经是得到过全党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共党人探索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群体“经历和体验”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社会演变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     

论1910—19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发展流变——以《新青年》同人群体、“新月派”和“独立评论派”的结构分析为视角

本文是一项关于 1 91 0 - 1 93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试图通过对《新青年》、《新月》、《独立评论》编辑作者群的年龄结构、职业状况、教育背景、党派关系渊源等几个要素的定量统计分析 ,系统、连续地考察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组合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发展演变 ,探讨其一般规律及其成因。这种研究是对目前通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下相关问题解释体系的一种补充。本文的分析和结论带有尝试的性质。笔者真诚地希望能够得到各界同仁的批评和帮助。(一 )三个比较分析样本的确定一、关于三个分析样本的几点说明。本文三…     

战时重庆“有机知识分子”及其阶级道德基础研究——以余祖胜为例

以余祖胜为代表的工人作家作为1940年代中国激进工人阶层中的一部分,在促进“阶级计划”的进程中是一群重要的人物。为了尝试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粉碎社会强加于工人阶级的耻辱,余祖胜开始从事写作。写作既是余祖胜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也是其表达信念的工具：首先,余祖胜用当时社会所能接受的语言,要求社会给予工人应有的尊严,在1940年代重庆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次,在其作品中,余将自己的伦理观念、政治需求与个人的亲身经历融合在一起,为知识分子塑造了社会和政治鞭挞者的新形象。余努力的结果是,他成长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典型。余祖胜渴望成为一名他自己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也认为工人应与知识分子一样拥有高尚的道德境界,这使他经常处于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夹缝位置,与其他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值得回味的是,在余去世后的十年里,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在中国广泛盛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