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長的調查“竅門”

配合××铁路修築工程,了解沿線文物情况,以便進行保護,領導机關指派我們的組長率領了一個組員和一個工人先往沿線調查。既然領導上明確指示調查铁路沿線文物,照理說当然应該沿着鉄路線走。但是我們的組長有先見之明,他預料得到还未動工的或正在動工的鉄路線,路很难走,危險也多,吃食既艰苦而又不方便。怎样来解决这困难呢?我們     

四川涪陵“石魚”題刻文字的調查

重庆市博物館,为編写"四川石刻文字图征",曾于1962年3月13日至30日派工作組,到涪陵县白鹤梁地方,对該地古代石刻文字,作了初步的調查。并在江水还未上漲以前,拓制了"石魚"题刻文字81段,加上重庆市博物館旧藏的27段,共計108段,只有清代以来的一部份約計37段尚未捶拓。現将調查所得資料略加整理,先簡介于后: (一) 涪陵,位于长江南岸,屬四川省涪陵专区管轄,白鹤梁在該县县城西边約半里。涪陵在秦、汉以前古称枳县。据《华阳国志》载:"巴人先王陵墓多在枳"。唐、宋至清代改名     

外国和台湾的“红枪会”研究

红枪会运动的研究,在邻邦日本一向是被注意的,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有上海同文书院出身的田中忠夫,最早就和中国的农村经济研究者合作,在1926年前后对红枪会的情况作了些调查研究工作,也发表了一些文章。1930年他出版了《革命支那农村之实证的研究》(众人社)。号称“支那通”的长野朗和末光高义,他们在1932至1938年间于大连的《满州评论》上发表了些有     

新县制“政教合一”的演进和背景

新县制中的政教合一,先后经历了政教合长、政教分长、政教相连的演进、冲突和调整。其中的焦点是政教合长中的一人兼三长,是以乡镇保长为主体、以校长为兼职,还是以校长为主体、以乡镇保长为兼职的人事冲突。这在主观上与政教两界,包括掌控教育、内政两部的CC派与新政学系利益博弈相关,客观上则受经济水平以及社会综合与分工矛盾的制约,不宜简单以加强思想统制进行否定。这些一波三折的纠葛,揭示了理论上不成问题的政教关系,在近代中国的特定境遇下和实际运作中,大成问题的复杂面相。     

基督教禁欲主义和林彪、“四人帮”的“社会主义”

一百四十多年以前,当欧洲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展开搏斗时,封建僧侣曾为基督教禁欲主义披上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以骗取工人的同情。时间过去许久,当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光辉的胜利时,林彪、“四人帮”又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在群众中实际推行基督教禁欲主义。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     

“一国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历史进程

苏联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在俄国这样一个以小农为主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一场涉及并深刻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的大辩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概念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领导人,具有不断发展变化的丰富内涵。显然,这是由当时苏联社会发展进程的急速变化和迅猛更迭的情况所决定的。这一切我们可以通过十月革命后到20年代末期所出现的“封闭”、“开放”和“再封闭”的三个连续的历史进程来进行考察。     

以正确的调查研究来查“四风”治“五病”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全过程贯穿“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努力提高反对“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针对性,从而查明“五病”（创业精神不兴奋,自满懈怠之病;工作部署不实际,作风漂浮之病;联系群众不密切,武断专行之病;解决问题不及时,执行不力之病;商务活动和办公不节俭,奢侈浪费之病）的根源,保证教育实践活动全面部署和稳步推进。     

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社会主义学说形成为强大的政治思潮,为抵制这一思潮的进一步传播,胡适与早期共产主义者展开了那场有名的“问題与主义”的论战。关于论战的实质和意义,学术界已作过较为充分的研究,兹不赘述。这里是把问題推到前面去,围绕论战的缘起,以及与之有关的问題,作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

引言:问题的提出本文所要讨论的“封建地主制”(或称“地主经济封建制”)是指封建社会形态中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既区别于中国战国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或把战国以前定性为奴隶制) ,也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理论是与对战国秦汉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历史阶段社会经济性质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战国秦汉至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代,把它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中看,它显得很有特色,似乎与众不同。对这段历史如何认识,如何定性,颇费历史学家踌躇。早在2 0世纪2 0—3 0年代,就有人称之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     

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變遷——以朝鮮朝“面里制”爲中心

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變遷可從"面里制"具體分析。17世紀面里制改革論的内容以周代鄉遂制等先王的政制作爲政治理念原型,並參照中國歷代行政村的實施方案,其内容構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鮮朝鄉村治理的理念。17世紀關於面里制的設計在强調國家對鄉村實行再編和統治的同時,積極吸收古法的封建制理念,並繼承了古代鄉里制、鄉官制的遺志。面里單位既承擔基層行政管理職能,又帶有一定的鄉村自治性質。慶尚道丹城縣户籍所見的面里建置演變過程顯示,丹城縣面里編制以及面—里縱向統屬關係從17世紀後期開始逐漸形成,18世紀基本確立。     

“思接千载”和“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旧戏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戏曲的发展已不合乎新时代、新生活的发展目标和新中国政治与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党和人民政府从新的国家政权建构的总体设计出发,领导了影响深远的以改人、改制和改戏为主要内容的旧戏改造工作,不仅使许多有影响的传统戏曲剧目重新焕发光彩,并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而且还充分挖掘了戏曲的宣传和教育功能,为确立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提供了助益。     

由“和”而“合”：文旅融合的发展阶段、路径与趋势

近10年来,文旅融合的探索实践日益深入,也出现了一些困境,有必要通过系统梳理总结,把握文旅融合发展趋势,推动文旅走向深度融合。文旅融合大体经过了整合互动、初步融合与深度融合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路径为整合旅游地的文化资源,第二阶段集中于区域资源利用、文化遗产保护、文旅产品开发,第三阶段更关注全域旅游、乡村旅游、主题旅游及智慧旅游等新业态。各阶段路径既相互承接,又有不同主导方向,从而呈现出由“和”而“合”的清晰脉络,并为未来的数字化、复合化、场景化趋势提供了指引。     

“世界会向那些有目标和远见的人让路”

<正>哈佛大学曾用25年的时间,进行过一项跟踪调查,被调查者是一批智力、学历、环境条件大致相当的年轻人,调查目的是判断目标对人生有着怎样的影响。结果表明,3%的被调查者有着十分清晰且长远的目标,10%的被调查者有着比较清晰的短期目标,60%的被调查者目标模糊,27%的被调查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人生目标与长远规划。     

谈“唱会歌”和“会唱歌”——小学音乐课堂歌唱教学的有效性思考

从“唱会歌”到“会唱歌”是一个唱准到唱美的学习过程。会唱歌：是指在“唱会歌”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学会在一定演唱技巧的支持下,能用声音的变化表现歌曲的不同情感。每一个音乐作品的主旋律都是由两大因素组成,一个是“音”,即广义上理解的由不同音高按不同节奏组合而成的旋律。另一个就是“情”。音和情恰如其分地融合交织后呈现出来的,才是完美的主旋律。然而,这种能力的培养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教师有意识地将各种技能技巧渗透在每一次引导学生“唱会歌”的学习过程中。     

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

"两个飞跃"是邓小平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设计的伟大纲领。从对"第一个飞跃"的肯定和支持,到对"第二个飞跃"的探索和展望,邓小平始终坚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仅科学地规划了"两个飞跃"渐次实现的现实道路,而且为我们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小先生制”对当前中职学校班级管理模式创新研究的启示

陶行知先生最先提出"小先生制"是强调日常教学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和现时的新课程改革理念非常吻合,鼓励教师们进行班级管理时要注重以学生为主体,即教师要做好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在课堂中的引导身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因此本文将简述"小先生制"的理论内涵,并对其在中职学校班级管理中恰当运用的方法进行讨论。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研究综述

魏源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代表作《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然而,学术界关于这一思想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争议。本文将从归属权、思想地位、内容、海内外影响四个方面,来对关于这一思想的研究进行整理和分析。     

“微时代”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机遇、挑战和路径

基于“微时代”大背景的特征分析,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理论参考。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分析“微时代”下的社会思想现象,并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科学正确地看待和分析“微时代”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微时代”给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表现在为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新平台,壮大思想理论宣传工作者的队伍,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速度,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针对性,深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识。另一方面,“微时代”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体现在技术的异化,低级网络文化内容得到快速传播和西方国家利用新型自媒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微时代”背景下,我国需理性辩证地审视当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机遇和挑战,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建设,创新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完善法律法规和加强法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