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川上洪秀全奏折时间考

在上海小刀会于1853年9月7日起义不久,为寻求太平天国的支持,刘丽川即给洪秀全去信,他自称“未受职臣”,并称这封信为“奏折”。他托准备到太平天国统治区销售武器的英人温那治转送。9月29日,这封信在镇江被上海道台吴健彰截获。     

“文革”中曾国藩后代的不幸遭遇

名人荟萃的道台之后 上海的许昌路、杨树浦路、辽阳路、霍山路一带,从前是个很有名气的地方,因为清末有一任道台(相当于上海市长)的家园及其主要企业,均坐落在此。 道台名叫聂缉槼,字仲芳(1855-1911),湖南衡山人,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婿,又是李鸿章在沪大办洋务时的得力干将,是晚清上海史上较有作为的一任道     

“太平天下王道·有王·马道程宫”钱的文字读法与背景解析

清咸丰三年(1853),上海小刀会起义成功占领上海后,派出水陆两路向天京太平天国送奏折。水路一份在镇江被截,陆路一份下落不明。1989年杭州征集到一枚太平大铜钱,钱文似与当年太平军传递出兵援救小刀会的信息有关。     

叛乱与现代性——上海小刀会起义与上海现代化的关系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初期,1853年爆发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对上海的城市化、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天地会支派的上海小刀会,具有传统会党特性,同时由于特殊的时代、地域背景,如西方入侵、上海通商、闽粤移民大量进入上海和太平天国运动等因素,上海小刀会及其起义发散着浓厚的现代性因素(讲洋文、吃西餐、穿皮鞋现象的背后,是与洋人的特殊关系)。小刀会起义对上海造成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最终使得商业、海关与租界获得飞速发展,上海也得以在现代化轨道上加速前行。传统观点认为,随着商埠开辟,外力入侵,清朝沉沦,这是一出国家悲剧。但从"大历史"角度来看,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随之骤然提速,尽管西方人主观上未必存有善意,且其推动的现代化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我们要探寻的是客观意义,即西方工业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刘丽川略论

1853—1855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是上海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革命武装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刘丽川是这次起义的直接发动者和指挥者。本文就小刀会起义的概况,对刘丽川作一简要论述。一刘丽川是广东香山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广东是外国侵略者最早伸入魔爪的地方。鸦片战争后广东的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农民破产,手工业者失业,纷纷流入城市寻找工作,以养家糊口。刘丽川在这种情况下到了香港,懂了点“洋泾浜”英语。“不期时世变迁,人民失业,夙兴夜寐,     

《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出版

傅一峰、华强主编,香港天马图书 有限公司2004年6月出版,20万字,35元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起义15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1月在上海嘉定区南翔镇举行,茅家琦、祁龙威、张一、方之光、熊月之、沈渭滨、华强等50多位学提交了论。会后,以此书名结集出版。全书内容包括：小刀会与近代东南社会、太平天国运动、秘密社会的关系,小刀会的军事策略、失败原因、档案资料等问题。     

上海道台吴健彰身世考订

根据有关奏折、广东香山县《吴氏族谱》和方志等资料,结合实地考察,考证可得:一,上海道台吴健彰名为吴天显,号道甫;其胞弟是广东同顺行行商吴天垣,此可纠正长期以来因资料不足而导致的对吴健彰名号及其与吴天显和吴天垣关系的误解。二,吴健彰生于1791年4月8日,卒于1866年7月18日,终年76岁(虚岁)。三,吴健彰为广东香山翠微人。吴氏家族由福建福州府东门外水头村辗转迁徙到广东香山等地,由此繁衍海内外。据此,可纠正相关族谱、方志和文献等资料中的一些误传。     

从“买办”到“儒商”——晚清商人陈次壬的身份转换与阶层融入

作为晚清新兴的社会阶层，买办背负着负面的社会形象，影响了其进一步发展。因此，身份淡化和转换成为买办超越污名化处境的策略之一。买办陈次壬是其中的突出例子，其通过诗词酬唱、从事慈善和搜救古籍等符合传统价值观的文化和社会活动，融入晚清文人士大夫这一精英群体，并获得了他们的接纳和认可，淡化了其买办身份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文人笔下的“儒商”,甚至在其身故后得以入选方志善行列传，成功扭转了被污名化的结局。陈次壬对自身传统文化修养的积累、经营和运用过程，是通过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化并扭转社会评价的一次有效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非科途出身群体运用传统文化修养的动机、逻辑及机制不啻为晚清绅商研究的又一视角。     

从方志、族谱看晚清湖南宗族的地方社会控制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是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通过地方志和族谱可以看到,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     

李用清与晋阳书院

正李用清(1829—1899),字澄斋,号菊圃,平定州乐平乡(今山西昔阳县)杜庄村人,是清末著名的"居敬行简"的理学家、"表率群伦"的教育家、"清绝一尘"的廉吏。他早年在山西最高学府晋阳书院学习七年。同治四年(1865年)考取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广东惠州府知府、贵州贵西兵备道道台、贵州布政使、署理贵州巡抚、陕西布政使。为官三十年,所到之处地方大治,政绩斐然,并以至清极俭的形象在晚清官场上树起了一座     

1853年的閩南小刀会起义

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福建各地人民曾經紛紛起义响应。1858年在闽南一带爆發了小刀会起义,起义軍占领了厦门这个重镇以及同安、安溪、長泰、漳浦等县城,坚持达半年之久。这个起义严重地打击了浪朝政府在福建的統治,在近代福建人民反对封建統治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頁。     

陆宝忠日记与晚清史研究补论

晚清重臣陆宝忠的日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马忠文先生曾经撰文推介,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期待。笔者在整理全部现存未刊八种十四册陆宝忠日记之后,着重揭示其对晚清政局的观感、对晚清人物的臧否以及晚清变局中的个体角色定位与生命感悟三个面相,对马文做些补充说明,以便于学界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这部宝贵的日记史料,并有助于推进晚清史研究。     

晚清闽南商人慈善家的兴起:以林瑞岗为中心

文章通过分析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以跨区域视角,考察晚清时期闽南著名慈善家林瑞岗。指出他与旅沪慈善家群体交游密切,曾参与华北义赈活动,并效仿江南模式,在家乡创办综合性善堂,其慈善事业呈现赈灾范围跨地域化、慈善机构自治化、筹募资金网络化、施善主体商人化等近代特征,凸显晚清闽南地方权力结构之转型。林瑞岗热衷慈善,除其个人特殊经历,秉承安海商人尚儒重义之风、深受江南慈善理念的影响外,还得益于官府的鼓励举措。晚清官府治理能力的衰落,海外侨商群体的崛起、交通、信息技术的革新,使林瑞岗实现由商至绅的转变,成为影响颇巨的职业慈善家。     

清季引入近代文官考试的酝酿与尝试

我国引入近代文官考试制度始于清末新政。晚清因应变局,求才多途并进。新政复行,京师新设部院及各地督抚强调各自特殊性,撇开吏部频频奏调官员,举官权柄下移,官员素质参差。科举停罢后,取士举官新旧混杂,更换及统一标准要求日趋急迫。丙午改制,戴鸿慈等建议仿日本文官考试,嗣因内阁、吏部官制未变而无所附着。以1907年直隶设置官员考验处为契机,清廷颁布《切实考验外官章程》,局部试行官员考试。宣统年间,文官考试章程反复修改斟酌,终因清亡而胎死腹中,成为留给民国的一份遗产。梳理清季引入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酝酿过程,可以观察到渐进式改革中各种因素的纠结影响,理解制度兴革遭遇的滞碍曲折。     

西餐如何走上中国人的餐桌

正《西餐如何走上中国人的餐桌?》鸦片战争之后,因外交和商务需要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官员与买办商人,成为第一批品尝西式菜肴的中国食客。1844年中法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前,法国官员与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举行谈判,其间法方便提供了西餐。1886年2月26日晚,大臣刘芝田宴请驻沪西方官员赴宴,"预备西国大菜及刀叉盆碗等件",说明中国官员也开始用西餐招待西方官员和商人了。     

鸦片战争前广东学海堂学长关于鸦片问题的讨论

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 ,字伯元。１８１７—１８２６间任两广总督）督粤时在广州建立的学海堂 ,是晚清一个重要的地方学术中心。学海堂设立八大学长负责日常管理 ,曾在学海堂担任学长的几乎都是当时广东最有名的学者 ,同时他们也是热心地方事务的著名士绅 ,从鸦片战争、洪兵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到筹组晚清资议机构 ,都不难发现学海堂学长活跃其中的身影 ,①俨然是“广东高级官员的智囊团”。 ②鸦片战争前 ,鸦片严禁、弛禁问题是引起学海堂学长积极参与讨论的问题之一 ,重建相关史实 ,不但可以补充鸦片战争史的若干细节 ,还从一个侧面反…     

略论洋务运动与晚清政局之关系

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由于是晚清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手握中央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官僚搞起来的,它的发生和发展自然与晚清政局的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洋务运动与晚清政局的关系作一粗略的考察。洋务运动的发生,有着多种因素,而咸丰十一年（1861年）发生的辛西政变,无疑为它的发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条件。辛酉政变前,清朝最高权力掌握在咸丰及其亲信手中。咸丰即位之初正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及各地农民和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一时间使清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当清政府全力应付各地起义之际,外国列强又对中国发动了…     

论点摘编

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车明怀在《西藏研究》2012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西藏是清王朝的西南边疆重地,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藏事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对藏内上层分裂主义势力的精心培植,清朝末年西藏滋生出一股分裂的潜流,这些潜流随着形势的变化日益膨胀,而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以致酿成了晚清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驻藏大臣及其制度到了晚清,已经不适应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驻藏大臣制度终结。     

关于敦煌写本廷栋收藏品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1）王圆禄于1900年6月发现藏经洞后不久,便给驻扎在肃州（酒泉）的安肃道道台廷栋赠送藏经洞出土写本;（2）这个事件标志着藏经洞写本外流之始,廷栋是第一个获得藏经洞写本的甘肃官员。本文在对廷栋生平进行探索的基础上,认为廷栋迟至1906年才从东北来到甘肃任职,不可能是第一个获取敦煌文物的官员。廷栋在清末于1906-1908年间任甘凉道道台,于1908-1911年任安肃道道台,辛亥革命后于1911—1913年短暂留任安肃道道台,1913-1918年在肃州经商,1918年初被杀。因此本文认为：（1）廷栋旧藏敦煌写本的入藏时间,只能在1906年以后;（2）廷栋大规模搜集敦煌写本的时间,应该在1908年以后;（3）廷栋旧藏敦煌写本的入藏时间,肯定在1906-1918年之间,而1908—1911年间是廷栋搜集敦煌写本的最佳时间段。     

晚清国家观变化的时代特色

晚清国家观变化所呈现的强烈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恢廓的世界眼光以及各种国家观念纷然杂陈等时代特色,不仅是晚清国家观变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更是当时“千古未有之变局”之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在国家观念上的反映。上述特色非但使晚清国家观注入了新的内涵,也加速了晚清国家观由传统王朝观向近代国家观的转变;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