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士人对圣经年代体系的接受与理解——以李祖白《天学传概》为个案

本文讨论在清初杨光先“历狱”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李祖白及其作品《天学传概》的思想特点以及成因,并以《天学传概》所持之“中国人西来说”为切入点,讨论天主教在晚明前清中刁社会的深入程度问题,以及基督宗教社会关於世界年代体系的传统知识对中国教外士人的一般性影响。这是西方知识在传统社会中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改变中国人观念的一个典型案例。     

屠隆杂著《鸿苞》成书与传播考

晚明出版文化繁荣,三教思想盛行,很多文人著书谈论三教性理,屠隆杂著《鸿苞》即其典型。《鸿苞》的成书是从《广桑子》开始的累积性过程,贯穿了屠隆中晚年的林居生涯,与他的佛道修行及社交网络密切相关。《鸿苞》在屠隆生前未付梓,而从晚明到晚清,它被基于不同立场的刊刻者、藏书家、编选者等品评、剪裁与重塑。《鸿苞》写作与流传中受到的质疑与批判,展示了三教思想的多声部与争议性。其文本生成过程中作者自塑与后人他塑的错位,体现了受众的能动性与书籍阅读方式的多样性,折射出明清时期思想变迁中的多元面向。检视《鸿苞》的成书与传播,有助于考察晚明文人心态,并为沟通书籍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样本。     

牡丹、牡丹谱与晚明亳州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中心

晚明时期的亳州是牡丹种植与赏玩的中心,这一时期关于牡丹的集大成之作是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略考书中人物约有54位,包含了焦竑、袁宏道等名士,也有不少园丁花户。因此,这本牡丹谱勾勒了晚明亳州的"牡丹交往圈",从中可以发现牡丹在亳州社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粘合作用,它不仅维系了士人的关系网络,而且使得下层百姓也能与地方士人进行相应的交往活动。《亳州牡丹史》所体现的这种"社会史"价值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的"阶层感",他们需要通过具体的"物"去构筑与往昔先人的联系,由此保持这种文化资本带来的社交网络,同时需要通过撰写诸如《亳州牡丹史》这样的著述来与下层民众所"区隔"。在这一背景下,关于"自然之物"的花谱也就不那么"自然"了,它们其实是士人彰显"文化权力"的一种途径。     

20世纪以来晚明士人群体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晚明士人群体的组织活动、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心态及士风、社会生活及生存状态、士人与地方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晚明特殊历史时期士人群体的新变化,为晚明士人群体及晚明社会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和新方法。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过于注重单个人或单个方面的具体现象研究、注重晚明士人群体的分化及变化研究,而对于士人群体的整体性研究、具体现象的文化解读、士人固守传统方面的研究,则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关于《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的来信

关于《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的来信一读了《历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１期刊载的《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一文（以下简称“隋文”），觉得其中多有不尊重历史事实，凭主观臆造的概念框架任意取舍史实之处。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还请隋文作者和有识之士指正。...     

两汉时期江南士人行迹述略

两汉时期江南士人行迹述略王永平一、西汉时期江南士人的沉寂据载,春秋之时,吴、越立国江南,先后争霸中原,人物甚盛。降及秦汉,天下归一,江南之地士风不竞,几致消歇。搜寻《史记》、《汉书》等典籍。有关江南士人活动的记载很少。西汉初,行政管理体制上郡县与藩国...     

天地清籁——明代《园冶》中的园林美学思想

<正>明代崇祯年间，江南经济富庶、文化繁荣，而朝纲不振，政治废弛。因而，士人将热情投注于园林，造园实践及理论日渐丰富。吴江人计成在受邀建造窹园期间，总结唐宋至明以来的造园经验，又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写就《园冶》一书。《园冶》出版时名《园牧》，后改为《园冶》。此书也是目前我国古代唯一的园林专著。《园冶》在日本有多种抄本和翻刻本，在国内则于20世纪30年代被陈植和朱启钤先生重新发现，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龙沙嘉会结寒盟——记清初江南惊隐诗社

明末清初是江南文人结社最为活跃的时期,遍布于各地的文社团不可殚数。其中成员最多、影响最大、留下的历史足音最为深远的社团．按时间顺序当为东林、复社及惊隐诗社。谢国桢先生在《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中说：“明亡后,继复社而起的,在吴江则有吴宗潜、叶桓奏所建立的惊隐诗社,为清初江南人士眷怀故明,耻事新朝所结的重要社事之一。”在异族入侵、江山易主的血雨腥风中,江南士人以诗歌唱酬为砥砺,演出了一幕幕催人泪下的悲剧。     

竟陵派与晚明时代

晚明时代出现的著名文学流派竟陵派 ,集中体现了晚明的时代特征。其选评的唐及唐以前诗歌 ,由于带有明显时代特色而成为流行一时的文学普及读物 ;其所倡导的以“幽深孤峭”而体现的“灵性” ,则是晚明追求个性化的时代特征的反映。但因其处于急功近利的浮躁的晚明时代 ,故一定程度上带有“学殖不深”的缺点。清初士人对于竟陵的批评 ,系出于对明亡的总结 ,是对晚明时代的批评 ,而非单纯的文学批评。“五四”以后以及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出现的竟陵派与晚明文学热 ,体现了晚明时代社会转型期文化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     

究利病 通权变——《明经世文编》批注研究

晚明社会多为史家所关注,在于其政治上处于末世,而社会经济等仍在发展之中,而此则恰为社会转型之特徵。晚明松江府相对於全国其他地区,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都较为兴盛,然而面对着建州女真压境、军备目废、民生日困、民变屡兴的末世,松江士人对於整个社会也有着较多的思索。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聚集松江,共同编纂了《明经世文编》,     

晚明士人嬗变探析

在中国的晚明社会,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特征,这其中士人阶层极具代表性。士人这一具有历史性传统的阶层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生活现、文学创作观和本末观等方面。造成士人阶层嬗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晚明士人的嬗变给晚明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对当今社会文化建设有一定为历史启示。     

明代嘉靖士人陈良谟的别号

今人杨廷福、杨同甫桥梓巨编《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下册第403页）谓明嘉靖士人陈良谟（1482—1572）的“号、别称、室名等”为“楝塘、天目山房、楝塘先生”,出自明代张时彻撰《芝园定集》卷四十三《明故进阶嘉议大夫资治尹前贵州布政使司右参政楝塘陈公墓志铭》,凡四见。其实吕楠《泾阳先生文集》卷七《赠少参楝塘陈君序》两称楝塘,而《索引》作者或未曾入眼。     

明代士人本业治生论——兼论明代士人之经济人格

“本业治生”是指土人通过自身的知识与智能同社会进行交换,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生存途径。中国传统社会“重官不重”的社会分配格局、传统“安贫乐道”理念以及明代社会变迁的种种消极影响,使明代士人的本业治生基本陷入窘困的生存境遇之中,并形成了其“软弱”与“依附”的经济人格特征。不过,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为化商品化趋势的增强创造了条件,亦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晚明士人经济人格的萌动。     

晚明士人嬗变探析

在中国的晚明社会,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特征,这其中士人阶层极具代表性。士人这一具有历史性传统的阶层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生活观、文学创作观和本末观等方面。造成士人阶层嬗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晚明士人的嬗变给晚明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对当今社会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历史启示。     

"戒惧"心态与东林党人的政治悲剧析论

晚明东林党是中国古代士人的典型 ,他们在道德修习上追求“慎独”境界 ,形成了“戒慎恐惧”的政治心态。这种政治心态具有“原惧”特点 ,对于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实际政治选择具有深层的影响。这就是促成东林悲剧的心态之源。     

"小说界革命"与晚清士人的边缘化

晚清“小说界革命”,是由新派士人中作为倡导的精英士人和作为小说家的下层士人合作完成的,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在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的维新时代,为新派士人,尤其是下层士人提供了上升途径,暗合了新派士人以边缘挑战中心的社会心态。但是,由于小说的内在特质,士人与一般民众的思想分离,“小说界革命”未实现预设的启蒙目的。     

晚明官员的建言去官与起复封赠

晚明士人群体好谏诤,因建言而导致去官者众。针对这种情形,在朝群臣一再要求皇帝起复去官之人,或者封赠逝者,此类呼吁往往在朝廷出现政治变局与皇位更迭时,获得落实。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士大夫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士论砥砺,皆暗含着鼓励臣下直谏的思想。起复、封赠之议也反映出晚明中、下级官员与高级官员间的政治隔阂愈深,君臣关系隔膜愈甚的情形。但是,试图挽救晚明朝廷危局的主体终究是那些敢于建言,不惜去官,以及待诏起复的士大夫,他们无疑是晚明那个时代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者。     

圆明园新证——长春园蒨园考

蒨园是清代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三山五园中第一座直接写仿江南私家园林的园中之园,始建于乾隆第一次南巡后的1751-1753年间,原型为瓜洲周锦春园。本文借助国家图书馆藏《蒨园图》、王炳绘《蒨园八景图》册等图像资料,结合乾隆御制诗,论证了蒨园仿建锦春园的历史背景、蒨园八景的造景理念。蒨园的江南风致是乾隆南巡后出现的新的园林境界,山水、建筑被以一种更为精致、细腻的组合模式表现出来,其直接取用江南私家园林的主题类型化手法,此后成为皇家园林创作的主流。     

从新发现的碑文谈同光年间瞻园之重建

南京瞻园在近年扩建工程中发现了两方清同治、光绪年间的记事石碑:一方是同治八年(1869)李宗羲《江宁布政使署重建记》,通高32、宽154厘米;另一方是光绪三十年(1904)黄建笎《瞻园记》(见附图),通高170、宽71厘米.这对进一步研究晚清江南名园——瞻园的重建,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一)瞻园.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为明朝开国元勋徐达府第的“西(?)”.清代.徐达府第改为行省衙司.先为江南兵备道、安徽布政使等衙署,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江中藩台官廨.瞻园亦由私人园圃改归官家花园.并得到应有的保护.清康、雍、乾三朝.瞻园景观达到顶点,尤以湖石扬名江南.乾隆二十二年(1757).弘历皇帝第二次巡幸江南.曾驻跸斯园,并(?)藩署斋匾.“瞻西.返京后,乾隆钦命御匠依照瞻园,于京师长春园中建“如园”.当时江南名园众多.瞻园获此殊荣.可见其在中国造园史上的显著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