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地方志

一、明代地方志的编修明王朝建立以后,消除了前代因民族歧视造成的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因素,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有了新的发展,方志编修事业也进入新的繁荣时期。由于各级政府的重视,方志纂修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中原和南方,而扩大到边疆地区;方志的类型也更加多样化;方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新的提高;明代志家对方志体例和编纂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使方志理论的探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明代河南儒学与地方志

儒学教育至明代而日趋成熟 ,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地方官学教育体系。河南地处中原 ,文化底蕴深厚 ,儒学教育相对发达 ,各级儒学逐渐成为地方文教中心 ,对当地文化建设产生了广泛影响。儒学师生不仅全方位参与了各地方志的编纂 ,直接促进了明代河南方志的繁荣 ,儒学志也成了各地方志的重要内容之一 ,现存明代方志成为研究明代河南儒学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明代河南儒学分为三个层次 :府儒学、州儒学和县儒学。其中府儒学8所 ,州儒学 12所 ,县儒学 96所。如果按现在的行政区划统计 ,则州县儒学数量还会有所增加。除学吏一员和少数几名…     

古代福州人与台湾地方志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至今,福州人赴台湾,为保卫台湾,开发和建设台湾等都作出重要贡献。本文仅就古代福州人陈第、林谦光、谢金銮、梁上国、杨浚等对台湾地方志的贡献作个论述。     

朱睦■与明代河南地方志编修

城市经济的活跃,地方文化的繁荣以及官府的大力支持鼓励,促成了明代方志编修的盛况。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朱睦,秉承教化社会和经世致用的目的,积极顺应时代潮流,革新编志思想,规范志例纂写,严谨考证,注重史实,参编了诸如嘉靖《河南通志》、万历《开封府志》、《皇朝中州人物志》等多部河南方志,为推动河南方志学理论完善,传承和弘扬中原地区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略论明代福州教育

明代的福建,教育发达,科举成就显赫,人才众多,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前人对此作了不少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从宏观,从全国范围或大区域入手。本文试图以福州府为切入点,论述福州府县儒学、书院、社学等概况,从社会经济方面探讨教育进步的物质基础与办学特色,从明政权与各级官吏对教育的重视,分析教育对区域社会统治的作用,从中探索明代福州府教育的经验教训。     

明代福建儒学师生与地方志编纂

明代福建儒学师生是本省方志编纂工作的中坚力量。从资料搜集到编纂校对,再到付梓刻印,广大儒学师生全方位参与其中,盛况空前。他们广泛参与修志,这是明代福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文鼎盛在文化层面上的反映,体现了地方人文意识的不断提高,对于地方文化建设和培养良好社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海南地方志纂修特征

地方志是记载某个时间段、某个区域在各个方面的综合状况,具有综合性、广泛性等特征。明代海南地方志是海南现存最早的地方志,现存地方志包括《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万历儋州志》,虽数量较少,但从中也可看出当时地方志的纂修特征,这些特征对海南地方志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帮助。     

郑和下西洋对明代福州经济的影响

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间,郑和七次率领巨大船队出使西洋,每次都经过福州门户——闽江口五虎门一带．在长乐县太平港停泊一段时间．少则数月．多则近十个月。船队在此补充给养,装载货物,修造船舶,     

地方志旅游价值的开发与利用——以明代至民国时期北海的地方志为研究对象

明代至民国时期北海的地方志文献丰富,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北海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同时地方志中也记载了北海市丰富的旅游资源,而目前学界对于这些文字记载关注较少.本文以明代至民国时期北海的地方志为研究对象,侧重挖掘书中的旅游价值,从而为北海市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文献依据.     

论明代方志的数量与修志制度--兼答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

章答复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对明代方志数量进行重新统计,并归纳出官定体例、申详呈报、乡绅呈请、公告等修志制度。     

福建省地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在福州召开

2012年3月30～31日,2012年全省地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在福州召开。会议主题为：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总结两年来全省地方志工作,研究部署下一段工作,把握机遇,乘势而上,持续构建地方志工作新格局,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进我省地方志事业。     

福州市博物馆藏明代福州府儒学文庙祭器

福州市博物馆藏有一批明代铜器,按其自铭,有铜豆、铜笾、铜、铜簋、铜鼎5种,共17件。根据器身上的铭文可确定这批铜器是明代福州府儒学文庙的祭祀用器,铸造于成化三年(1467),与《八闽通志》《福州府志》的记载相合,是研究明代福州府文庙祭祀和明代铜器的珍贵实物资料。     

福建省地方志学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

2005年2月26日,福建省地方志学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福州梅峰宾馆召开。省民政厅社团办、省社科联学会部负责人,学会第四届理事及会员代表共计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福建省地方志学会章程》选举产生第五届理事会。     

明代贵州孝行探析——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政府提倡“以孝治天下”,在官方引导和贵州儒学的兴盛下造就了明代贵州社会孝亲敬老之风。明代贵州方志中有大量孝行记载,不仅有男性还有女性,其孝行充分体现在病床前尽孝、割股疗亲、舍身救亲等多个方面。明代贵州孝行特点有：多为照顾生病父母、女孝多表现为奉养公婆、孝行多受表彰等。明代贵州孝行促进了贵州重孝风气的形成,但也使得愚孝行为愈演愈烈。     

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

山西地区不仅是明朝初年分封宗室相对集中的区域,而且人口增长速度惊人,最迟到嘉靖、隆庆年间,山西藩府已发展成为明朝境内数量最为庞大的宗室人口集团之一。作为寄生性的特权集团,明朝藩府人口的估算须区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玉牒》所记的宗室人口数量应该视为户数,而不是口数。时至明末,狭义的山西藩府人口数已超过20万。     

全省地方志第六次工作会议在福州隆重召开

2005年2月25日，福建省地方志第六次工作会议在福州梅峰宾馆举行。副省长刘德章出席会议并讲话。全省各设区市、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志办主任，省直有关单位领导、志办负责人以及受表彰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共300多人参加了会议。     

从《兴化府志》看明代莆田地方志编修的特点

我国地方志编修历史悠久．志书内容丰富．编写体例独特。古人云：“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地方志也被称为“地方百科全书”．“是故志之重于郡也与国史并”。明代是我国志书编撰较为兴盛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方志．也呈现出独特的编撰特点．以下以明代弘治年间的莆田《兴化府志》为例,对这一时期莆田地方志编修进行简单的分析。     

明代内阁与明代的官僚政治

官僚政治,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产生而出现,自秦汉以后存在了二千余年。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官僚政治是对君主专制政治的一种补充,也可以说是君主专制政治的附属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封建社会官僚政治不仅伴随君主专制政体而存在,而且,它没有随同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灭亡而消失,相反,在我国近代又出现过它的变种,表明这个古老而又跨时代的政治形态既是根深蒂固,又有很强的亲和力。深入系统地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官僚政治,对于了解我国二千余年封建社会发展规律,探讨封建社会长期缓慢发展     

地方志与民俗文化

地方志是记载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民俗文化是地方志记述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民俗人志由来已久,而且日趋系统完整。民俗文化的记述在地方志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续修地方志更应加强民俗文化的记述。     

社会学与地方志

本文筒述社会学的由来与发展,社会学中国化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社会学的整体性、综合性、科学性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非常值得地方志工作者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