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启示

意大利公众参与遗产保护已成为一种民族自觉。意大利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主要集中在重视吸引公众参与遗产社会教育、加强公众参与遗产保护法律建设、保障公众参与遗产保护渠道等三个方面。意大利的经验启示我们,中国遗产管理也应在这三个方面加强建设。     

“我心中的圆明园”概念设计大赛评选揭晓

由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及圆明园管理处主办的“我心中的圆明园”概念设计大赛于近日顺利落幕。此次竞赛是2014年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体规划工作中公众参与遗址保护的一个环节,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论坛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文化遗产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救济手段,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正在得到立法和司法机关的逐步认可。公众作为文化遗产公共利益的直接享有者,应当享有文化遗产权利,通过参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尽管中央和地方立法、司法机关通过听证会、观察员等制度进行了公众参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积极探索,但仍然存在法律依据缺失、参与形式单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案件缺乏等问题。虽然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由检察院提起行政诉讼为主导,但应当拓展公众参与公益诉讼的深度,并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原告资格。公众可以为公益诉讼提供线索与证据信息,参与评估公共利益是否受侵害及恢复情况,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或以特定身份直接参与案件审理。我国需要从制度层面畅通信息渠道、落实全流程参与决策机制、落实人民陪审员、观察员、监督员制度并完善激励制度,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化路径。     

大运河遗产小道系统的实践——以杭州段为例

大运河杭州段遗产小道系统属于国际上历史文化小道范畴,它是一种文化遗产传播媒介,又是一种有效的公众参与系统。小道连接着公众和大运河文化,其发挥其功用的过程,本身就带着公众参与的性质,同时公众的广泛参与又能不断拓展遗产小道的功能。大运河杭州段遗产小道的建设是基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而进行的一项积极的创新性尝试。     

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普及模式初探——以甘肃省天水市区和毛家坪村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指出：应当做好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制订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研究规划,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文物保护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当前对于国内文化遗产的保护,公众参与多局限于理论框架的构建,虽在城市开展有公众考古活动,但尚缺少必要可行的实践,尤其农村地区公众参与文物保护的资料与信息更少。大部分遗址实际上是分布在边远落后的农村地区,因此,提高城乡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极为重要。基于此,文章在调查国内外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现状基础上,以甘肃省天水市市区及甘谷县的毛家坪村文化遗产为例,旨在发现并阐释现阶段农村地区与城市公众对于我国文化遗产知识了解的差距,突出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普及模式以期增强公众文保意识,为提高群众文保力量及“博物馆之城”建设作出贡献。     

韩国遗产信息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遗产信息研究的目标在于推动数字遗产数据的获取和遗产信息的实用性。本文分析了遗产信息研究的趋势,介绍了韩国在遗产信息研究领域的现状,探讨了相关的研究案例,其中包括数字策展、基于文化遗产相关知识的遗产数据可视化,以及历史建筑信息建模（HBIM）。预计未来遗产信息领域将加强对基于人工智能叙事、智能遗产数据平台,以及世界遗产解释数据的研究,以提高遗产信息的获取途径。     

场所精神:中国城市工业遗产保护的核心价值选择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从产生到发展从实质来看是西方工业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的延伸,存在着重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本体,轻精神文化内涵;重物质类工业遗产,轻非物质类工业遗产的倾向。当前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应通过保护和营造其"场所精神"来突出中国特色。中国工业遗产"场所精神"是指它的环境特性和意义,即它承载的城市文脉和公众参与、认同。中国工业遗产"场所精神"保护的对象是其独具特色的本体和对城市与公众的意义。中国工业遗产"场所精神"营造的对象是其在新历史时期与城市发展共融的再诠释。     

呵护长城，民间志愿者在行动

为了修复和保护长城,一个民间志愿者组织用他们的热情与执着,通过对长城沿线农村学校的助学活动,创造了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的新样本。     

协调推进机制为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助力

举世闻名的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而大运河作为一个地跨8个省（直辖市）、35座城市,多部门管理的线性活态遗产,采取了联合申报的方式,联合申遗过程中在机构建设、职能分工、协调合作方面采取的一些独特做法,也就是“协调推进机制”,相信将会为其他系列遗产的申报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最后一部手摇电话在西藏退役

中国城市网近日举办了“公众最向往的城市”评选活动,旨在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推动人们对各地城市的了解,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拉萨与北京、上海等126个城市被中国城市网提名为首批候选城市。     

考古遗址的公众参与:一项国际比较研究

基于沟通、信任、专业性的公共事务参与机制,能够有效推动社会的运转。文化遗产作为公共物品和公共空间,因其牵涉各方利益,应成为政府、专业人士、普通公众建立信任,形成有机意见表达和协调的平台。墨西哥阿尔班山考古遗址的保护工作充分考虑当地社区的利益诉求,建立起政府、学者、民众互相信任、沟通的机制,解决了曾经存在的矛盾与冲突;西安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在公众参与上做了一定探索,但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大遗址类文化遗产因牵涉的社会利益相关者众多,可成为我国建立良性社会沟通机制一个重要切入点。     

记忆、展示与凝视: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协同研究

社会变革的加速、文化思潮的演进和大众需求的转向使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协同呈现为当前迫切的问题.本文吸收文化记忆等理论,建立起乡村遗产的“文化记忆-展示-凝视”模型,认为,乡村文化记忆是文化展示的基础,乡村遗产的主题化展示为凝视确立了具体的视觉焦点,文化凝视又以获取文化记忆为旨归.继而,在城市与乡村的结构张力下,本文从主人与客人、实践与表征、历时与共时的双重维度考察了乡村遗产的主体、性质和构成.本文并以鲁西南3个典型村落为例,从记忆符号梳理、展示主题定位和凝视目标强化等方面,构建起乡村遗产保护利用的实现路径,提出乡村遗产保护与利用模型、乡村地方感培育、乡村文化记忆载体化及遗产“展示-凝视”模式等建议.     

传统保护机制在构建哈尼梯田世界遗产协同治理模式中的作用

世界遗产地管理亟待由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思路转变为各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思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统一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从"全民遗产"的角度解读"世界遗产保护需求",从形式化的或边缘性的公众参与保护转变到实实在在的、深层次的公众参与治理。对于活态遗产而言,传统保护机制正是构建各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模式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文化遗产数字化对国民遗产责任的影响研究——基于TTF和TAM的模型构建

数字化转型是文化遗产地在新时代兼顾高质量旅游体验创造和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选择。文章以“数字故宫”为研究案例，整合任务-技术匹配模型（TTF）和技术接受模型（TAM），引入文化遗产责任量表，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探索用户对数字博物馆的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的多重影响因素，揭示了数字博物馆用户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对国民遗产责任的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博物馆的任务特征和技术特征能够正向影响数字博物馆的任务-技术匹配度，数字博物馆的任务-技术匹配度正向影响用户对数字博物馆的使用意愿；第二，数字博物馆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趣味性正向影响其使用意愿；第三，数字博物馆用户的使用意愿正向影响其使用行为；第四，数字博物馆用户的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正向影响其遗产责任。文章从使用者出发分析了文化遗产地的数字化转型现象，理论上建构和拓展了数字博物馆的用户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模型，验证了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对遗产责任的影响；实践上为遗产旅游地的数字技术建设优化提供对策建议，为基于数字化手段的国民遗产责任提升提供学术参照。     

中国钱币代表团出席ICOMON第19届年会

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ICOMON）第19届年会于2012年10月15—17日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召开。应举办方邀请,中国钱币博物馆代表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组团出席此次会议,并应法国图书馆币章部的邀请赴巴黎访问。此次年会主题为“钱币与银行博物馆：新的挑战与远景”。共有来自五大洲20个国家的40余名代表到会,13名代表作了主题发言。会议由摩洛哥央行博物馆,即马格里布银行博物馆承办。与会代表就“数字博物馆理念和技术在博物馆业务发展中的应用”、“如何使博物馆更接近公众”、“如何在教育下一代方面发挥重要角色”及钱币银行类博物馆促进国家金融遗产的保护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会上．周卫荣作为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亚洲区执委主持了会议的有关议题;杨君代表中国钱币博物馆作了“中国钱币博物馆在数字博物馆领域的新探索——以‘反假货币展数字博物馆’为例”的报告,向与会代表介绍并演示了“‘反假货币展’数字博物馆”。中国的数字博物馆项目引起与会各国代表的浓厚兴趣,纷纷发言给予赞誉和高度评价．有的代表还详细询问了这个数字博物馆项目的制作周期、参与人数、项目费用等问题,并希望能看到该项目的英文版。     

后疫情时代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论文梳理了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背景与路径以及疫情影响下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转向,并以2021年全德华人抗议德国儿童读物事件（简称“童书事件”）为例,就德国华人如何构建新媒介政治实践的行动网络展开探讨。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归纳为三类：第一,以信息资讯类平台为代表的选举政治投票助力;第二,以视频社交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参与虚拟在场;第三,以即时通讯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动员增量表达。研究显示,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三类新媒介都在“童书事件”得到了具体运用,并在盟友招募与集体动员的转译环节中,实现了华人政治诉求与权益表达“流量、声量与增量”的交融互促。     

基于“系列遗产”视角的青岛海防遗产整体性保护与活化路径

青岛作为山东海防的关键组成部分,保存有众多的海防遗产。鉴于青岛海防系列遗产是由呈离散状分布的50多处海防遗存以及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的一个整体,宜采取如下整体性保护策略:廓清遗产内容,确定其系列遗产整体价值;突破边界限制,统一制定保护措施和管理制度:加强舆论宣传,鼓励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等。在保护的前提下,充分挖掘青岛海防系列遗产的独特价值.寻找青岛海防系列遗产活化路径,通过拓展原有功能,融入居民日常生活,重视海防非遗,增强遗产体验感知,加强文旅融合,塑造海防遗产旅游品牌,让青岛海防遗产真正"活"起来,融入当代百姓生活。     

大遗址阐释系统构建初步研究

<正>一、前言大遗址,即文化遗产中规模特大、文物价值突出的大型文化遗址、遗存和古墓葬[1]。有效的对大遗址实行保护,发挥其价值,使大遗址的保护能够惠及民生,是现阶段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头戏。展示作为联接公众与遗址的之间的桥梁,是遗产保护与价值阐释中运用最多的一种方式。然而,现阶段展示工作存在着"方式单一、内容单一、信息源单一"等问题,使得公众无法真正了解遗产的价值、无法了解     

笔谈：阐释与展示——文化遗产多重价值的时代建构与表达

遗产的概念和分类具有多样性特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需要尽可能地把多元的遗产创造、多元的遗产继承、多元的遗产认同以多元的展示方式呈现出来。遗产阐释是一项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并可能伴随多重价值冲突的信息传递活动。遗产阐释不是专家独享的学术和教育活动,而是一项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弄清楚“谁之阐释”“何种阐释”问题。“谁之阐释”,强调了文化遗产阐释的人民性和公共性;“何种阐释”,探讨的是如何讲好遗产故事,更好地发挥文化遗产的启迪和教育价值。文化景观和原住民的居住、生产和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如何完成际代传承,将继承于前人的文化遗产,赋予当代的记忆和思想价值而完成新的际代传承交于我们的后代,从而保证遗产的延续性和历史完整性,是文化景观当代阐释必须考虑的问题。数字化为遗产阐释提供了实现方式和技术支撑,不仅能够为公众提供真实、完整的价值内涵和价值体验,还可以建立起价值阐释的包容性机制。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将遗产的阐释权从专家更多地向大众转移,从传统的“专家生成内容（PGC）”转向“用户生成内容（UGC）”,真正推动遗产的共享和共建。负责任的文化遗产旅游阐释不仅仅是一个遗产价值传递与公众教育的传播过程,...     

现代城市发展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以丹凤门和大报恩寺塔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为例

在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当下,文化遗产保护已不仅是“守旧”和“拯救”,更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有机部分被赋予沟通历史与现代的社会使命。因此,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价值认知与现代城市发展理念的协调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重要议题。同一时期实施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和西安大明宫丹凤门的保护利用工程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其引发的社会讨论也反映出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呈现方式、公众交流机制有调整空间,以更和谐地融入现代化城市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