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者古诗之流”再探——论汉人的赋体讽谕观

本文结合班固的思想和汉代赋作状况从新思考"赋者古诗之流"的内涵和价值。本文认为,班固"赋者古诗之流"意在阐发赋体讽谕观,并非一个立足于汉赋现实的文体源流判断,只是经史学家对赋体文章提出的理想的政治要求。汉赋之"赋"源于《诗经》"六义"之"赋",以敷布铺陈为基本手法,普遍呈现出靡丽的文体特征。在经学背景下,汉人赋论执着于理想的"讽谕"而批判现实的"靡丽"。由于讽谕的创作手法与文学性文体有密切关联,使得以讽谕为依据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建立具有一定的文体归类意义。     

浅谈白居易诗歌的史实性和批判性——以《新乐府》为例分析

在中唐诗坛上,白居易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文化地位。这种地位的奠定,主要体现在诗人对现实复杂而丰富的感悟和体验中。在众多的诗歌作品中,最能代表诗人这种情感特色的莫过于其讽喻诗。本文主要通过对白居易讽喻诗的代表——《新乐府》诗歌的研究,从白居易诗歌批判性意识的形成原因、具体体现、批判性方式三个部分来对白居易《新乐府》诗歌的批判性特点做初步探讨,旨在体现白居易诗歌在展现当时社会现状的同时,由此而产生的具有独特性艺术魅力的批判性意义。     

浅论白居易的闲适诗

建国以来,对白居易诗歌的研究,多注重了他的讽谕诗而忽略了他的闲适诗,各家文学史只是简略提及闲适诗而未做专门深入的论述。这对于全面评价深入研究白居易其人其作是无所裨益的。本文不避谫陋,就闲适诗的思想实质、认识作用、审美价值及艺术风格等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与读者。     

论南宋书院家训诗理学精神内涵

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多在书院讲学,他们也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家训诗,是南宋家训诗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家训诗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为:讲学、家教皆可;表现爱国主义情怀;表达理学教育观念;表达作者本人的理学思想;表达亲情五个方面.在文学特征上,主要表现为说理大于表情、“质木无文”与以“理”为审美主体.     

论六谕和明清族规家训论

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是明代基层教化的教旨。由于切近家庭伦理,六谕在16世纪开始出现在士大夫编纂的族规家训中。地方官主导下的乡约,一方面以六谕为精神内核,一方面又多以家族为实施单位,以及朝廷以六谕训宗人的风示,都推动了六谕与族规家训的进一步融合。族规家训以各种形式接纳六谕,同时又在对六谕的诠释中体现其宗族法规的特性。     

杜甫以赋为诗表现论

杜甫对以赋为诗的运用,从题材上来说,主要表现为战争诗、纪行诗和咏物诗的大量创作;在体裁上表现为以长篇古诗和排律的创作;在技巧上则体现为辞藻的丰富与典故的铺陈。以赋为诗,使杜诗的表现领域得到了全面的拓展。     

乌台诗案与苏轼“以诗托讽”

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以诗托讽”致祸,被贬黄州,此即乌台诗案。苏轼之所以“以诗托讽”,原因有三：一是对现实主义诗风的继承与发展,二是苏轼淑世思想的体现,三是对恶劣言论环境的挑战。乌台诗案对苏轼文学创作影响较大,此案之前的苏诗高扬现实主义,紧扣时代脉搏;此案之后的苏诗追求旷真,转向“和陶”。     

废名小说创作主体精神的阐释

废名作为京派小说最早的作家,创作起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终止于四十年代,创作风格富于变化,创作上的实验与探索反映了他创作精神的曲折复杂。立足废名创作中精神与现实的矛盾切口,分析其精神的发展历程,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废名形象。     

谈谈陆词的“嫁接”艺术

陆游善作诗词,诗篇颇多,词虽然不是很多,具影响力的也只不过十多首,但无论是从创作理念上,还是风格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陆游深受苏轼写词的技法的影响,以诗"嫁接"于词作,将苏轼"以诗为词"的技法进一步发扬光大。     

演诗与演德:结合出土文献的阐释

西周礼乐文化是"演诗"艺术生长成熟的文化土壤,诗乐舞统合的西周"演诗"仪式是实践"乐德"教化的具体路径,"演诗"是周代"乐德"精神的载体。西周礼乐文化的"乐德"教化宗旨决定了"演诗"仪式以巩固王权为目标,以"演德"为准则,以"乐德"精神为内涵,以"耀明其志"为中心的艺术形态。西周"乐德"精神直接影响了诸子时代文化群体对"乐德"思想的继承,成就了诸子时代文化思想的核心精神内涵之一——"崇德"。西周礼乐"演诗"不仅是"诗言志"命题提出的元始文化空间,同时印证了"致用"文学精神生长成熟的早期文化足迹。     

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转型

在1957-1978年间,由于受"左"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并未真正转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革命精神的转型创造了条件,推动了革命精神实现历史转型。即:在实质上实现由革命斗争精神向改革创新精神转变;在宗旨上实现由谋求人民翻身解放向追求人民共同富裕转变;在形态上实现由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向小岗精神、特区精神和浦东精神等转变。     

简析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分析《人间喜剧》中现实主义精神的历史渊源、作者的创作背景、叙述方式等问题上,主要选取了巴尔扎克最具代表性的《巴黎生活场景》与《外省生活场景》中的部分小说进行读解,研究了现实主义风靡近代法国文坛的各种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同时也探讨了这种艺术手段在文学描写中的实践应用。对于现实主义精神在巴氏小说中的侧重点,则是针对"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分别解读了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人物刻画,艺术表现手法,思想内涵等方面,意在引起广大读者对现实主义风格小说的兴趣,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阅读切入点,也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现实主义精神在近现代小说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苏作”工匠精神面面观

正什么是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长期从事于工艺制作过程中,日月积累,逐渐形成的文化认知与工艺创作的思想标准、工作态度和艺术追求,是作品内涵的表达,是作品艺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苏作"红木家具制作的劳动者,在我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以及长期与"苏作"红木家具与各工种师傅们的交流中,深知每一个优秀的艺术作品、门类,它所蕴含的工匠精神是有着不同的内涵。归纳起来,蕴含在"苏作"家具里的工匠精神内容,大体包含在以下几个方面。     

永恒的苏区精神

正2016年,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之年。"十三五"规划的蓝图正徐徐展开,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的号角已经吹响。伟大的事业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实现良好的开局更需要传承崇高的革命精神。苏区精神正是实现新目标需要大力弘扬的崇高革命精神。2011年11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     

魏晋时期玄学之外的儒学踪迹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在战争的环境下士人寻求内心自然心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形成一种清淡玄虚的魏晋风度。但在社会的深层思想中仍然积淀着儒学思想:文学具有注重集体性、功利性和交际功能倾向的创作形态,体现着儒学"诗可以群"的诗学思想;在法律精神上也融合了儒家思想,具有"礼法合流"的特点。魏晋风度的玄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形态、法律精神体现的儒家思想形成"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     

墙里墙外——当代绘画创作主题观念历程辨析

本文以作者自身所处时代的艺术创作变化为背景,试析上世纪80年代创作观念的转变,以及艺术创作在此之下所受的影响。文中以"墙"为界定,设置了"墙内"及"墙外"一个二元命题。以"墙内""墙外"不同艺术观念及创作样式深入联系时代、社会的发展变迁,以自身艺术经验为切入点,对"墙内"的创作观念成因以及其艺术创作的表现,进行一个反思。在反思之后,作者以"墙外"为命题,对于新的时代下,艺术创作所因顺应的新的艺术观念及价值取向做出一个选项,即从狭小的内心独白式的创作观念中解放出来,从而进入一个与时代和公众价值取向接轨的更为宏观的创作观念之中,以融合、多元、创作、自由为主的新的价值取向作为"墙外"创作的精神主导。     

北宋“乌台诗案”起因管见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御史台攻讦苏轼“作为诗文,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无所畏惮”。“奉圣旨”将苏轼从湖州逮“送御史台根勘”,“锻炼久之不决”,苏轼几乎丧命。案决后,苏轼贬放黄州,其弟苏辙、友王诜、王巩等以往还连坐,曾接受诗文和极力营救的张方平、司马光等二十二人被累受罚。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考其起因,《宋史·苏轼传》说: ……(苏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直、何正臣摭谢表语,并媒孽托讽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     

胡兰精神及其价值

正在刘胡兰短暂而绚丽的一生中,蕴含的精神内涵极为丰富。毛泽东把"伟大""光荣"的最高称谓,赋予一位普通党员、一位农村小姑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两个词完整准确地概括了刘胡兰的一生。邓小平用"敬题"这两个字,表达了他对刘胡兰高贵品质和精神风貌的崇敬和缅怀之情。胡兰精神形成的背景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支撑伟大的事业。胡兰精神是文水县     

广播电视大学精神回望

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是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而成长、壮大的,在其三十年的教育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拼搏创新、知行合一、有教无类、奉献天下"为内容的广播电视大学精神,这种精神既有普世价值,又具有作为成人大学的独特文化内涵。回顾和总结电大精神,对今后传承和弘扬电大优良传统、办好开放大学、构建终身教育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认知价值。     

陶铸国魂:20世纪初中国民族精神话语之建构

正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秉赋,是心理状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旨趣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灵魂。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人鉴于民族精神丧失而提出了"陶铸国魂"问题。20世纪初的"陶铸国魂"话语,是适应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和世界发展大势而进行的民族精神构建,故它必然以反思中国历史传统为特征,以改造国民性为手段,以建构民族国家而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