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式道路”再评价

十九世纪,德国主要沿着“普鲁士式道路”完成了农业资本主义改造。对于这一历史进程,不少学者持贬抑态度。如苏联学者波梁斯基认为,德国农业资本主义沿“普鲁士式道路”发展,“进行得极为缓慢,并且随之而来的还有农民被剥夺的痛苦过程。”这种看法,几乎遍于我国出版的世界历史及世界经济史著作中。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对于十九世纪德国农业发展以及整个产业革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于德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也有极大影响。因此,重新考察“普鲁士式道路”,如实地评价其历史作用,对于揭示十九世纪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有着重要意义。     

“美国式道路”还是“普鲁士道路”?——内战后美国南部农业发展道路的历史考察

内战后美国的农业发展长期同时存在着两条道路——西部、中西部和北部的"美国式道路"与南部的"普鲁士道路",而并非只有一条"美国式道路"。租佃制与剥削是内战后美国南部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的两大具体特征。内战后南部特殊的借贷制度是南部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形成的深刻原因。     

19世纪中期俄国发展道路选择问题探讨

19世纪中期在俄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斗争并非是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之争,因为当时俄国并不存在走美国式道路的选项。人数极少的激进革命派鼓动农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具有空想性质的村社社会主义。农民运动在本质上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力量,不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新兴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不能左右发展道路的选择,因而力促政权进行改革。沙皇政权在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它采取了相对独立的政策,既没有听命于保守贵族,也没有容忍革命运动和农民运动,而是坚持进行由政权主导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俾斯麦统一德国的外交政策——兼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欧洲局势

德意志长期邦国林立,各自为政,一直阻碍着它的社会的发展。1848年革命试图解决德国统一的问题,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卖和无产阶级发展的不成熟,自下而上的通过革命统一德国的道路失败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再次高涨,但无产阶级仍未发展到足以肩负统一德国的领导重担,于是正在兴起的普鲁士夺取了这一运动的领导权。因为当时“除了萨克森,德意志任何一个邦的工业发展程度都没有达到那怕是接近普鲁士的水平。”普鲁士众多的容克地主逐渐走上了资产阶级化的道路,他们     

林登·约翰逊“伟大社会”述评

“伟大社会”是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内政纲领。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继续了“新政”、“公平施政”和“新边疆”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在政策实践中把联邦干预扩大到空前的规模,进一步将美国推向“福利国家”的道路,从而使“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美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试图对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作一初步述评。     

试论普法战争中法国军事失败的原因

普法战争是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欧洲发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次战争。经过这次战争,普鲁士最后通过自上而下的道路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由于在这次战争中的失败,法兰西“帝国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共和国重新宣告成立了。”①借此战争机会,意大利也最后完成了统一。这次战争在德法之间引起的恶感和敌对情绪,在那以后的七、八十年间一直影响德法之间的关系,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欧洲的局势。 法国对普鲁士宣战的时候,它的内阁首脑奥利维耶不自量力地说法国是“怀着轻快的心情”②宣战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     

普鲁士改革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想与行动

浪漫主义运动发生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是一场构建民族精神特质的思想塑造运动。柏林的宗教氛围、普鲁士君主制传统,特别是作为其“血脉”的等级制度在法国革命冲击后依然完好无损地保留,使浪漫主义者得以将普鲁士作为政治实验场开展活动。亚当·米勒和斯泰因是两位改革时期的浪漫派代表,一个从观念出发,将君主制、等级制“浪漫化”,用于指导改革;而另一个则从历史经验出发,在实践中尝试将君主制和等级制做出顺应时代的改变。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对普鲁士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宪政调查及明治宪法的再认识

宪政调查及明治宪法的再认识周颂伦被称作“钦定宪法”的明治宪法,是宪法的主要制作者伊藤博文率员在普鲁士进行了一年余宪政调查,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制定的。近年来,在研究日本近代政治史的过程中,接触到一些资料,发现伊藤一行固然大量地听取了德政界和宪法学者关于...     

从"第四点计划"到和平队: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理论与实践的转变

肯尼迪政府组建和平队,以志愿者的形式,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所谓“中等人力资源”,进行技术援助,实际上是对战后美国对外援助工作反思的结果,同时也为美国对外援助注入了新的内容。它所涉及的更为深层的考虑,则是广大不发达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即这些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还是以苏联或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肯尼迪政府希望,通过和平队的工作,向第三世界国家展示美国的现代化经验和技术,诱导第三世界国家走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速写

布什“按摩外交”引风波近日,一段美国总统布什在圣彼得堡G8峰会上的尴尬录像正在因特网上疯狂流传——G8会议期间,布什竟突然溜到德国女总理默克尔身后,将双手放到她肩膀上为其进行“得州式1秒钟按摩”。不料,此举令默克尔大受惊吓,布什只好立即结束其“按摩外交”。这段录像曝光后,立即在德美两国引发轩然大波。美国《旧金山纪事报》将布什称为“咸猪手元首”。而一名在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说:“这里的人只会觉得这是一种完全缺乏尊重的行为。”     

评俾斯麦的“铁血政策”

俾斯麦,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凶残嗜杀、强权主义的“反动容克”。这恶名的招来,据说是因为他推行一条“铁血政策“,“镇压人民”,“维护普鲁士专制统治”。由是,这位德国近代史上的烜赫人物,便以“铁血宰相”而昭著于史书之上;“铁血政策”这项德国民族统一运动的强力措施,便以“反动暴力”而定论于史家之说。 其实,这种习惯的看法颇有值得商榷之     

中原文明核心区形成初探

目前学术界在如何解释中华文明从“起源”时多源,到走向“形成”时以中原为核心这一历史现象时,仍然存在分歧。之所以在东方会出现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形成道路,是与中原地区从微观到宏观的大协作式生产方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资源优势,和不以掠夺、而以求得安定为主要目的的对周边族群策略分不开的,这形成了中原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内吸外抚”效应。为了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中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相区分,在不十分严格的情况下,可以借用“五服”来形容这一文明核心的形成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时代价值与世界历史意义CSSCI

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效法欧美”“走俄国人的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和转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天生弊端,也破除了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与体制障碍,是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彻底改变世界面貌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和世界历史意义。     

书与人

《思考与回忆》俾斯麦1862年任普鲁士首相后致力于他一向的志业:以“铁和血”,在战争炮火中把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统一起来,成为欧洲强国。1871年他成功实现这一愿望,并出任帝国首相。1890年俾斯麦去职后,潜心于回忆录《思考     

德国现代化的历史道路

<正>“德国现代化道路”，亦可表述为德国近现代历史的“独特道路”（Sonderweg，或译为“特殊道路”、“特有道路”），主要讨论19世纪以来德国历史进程是否存在含有延续性特征的独特元素，并对这些元素发挥的历史作用加以价值评判。目前，学界流行的说法大致可分为两类四种：第一类承认存在一条“德国现代化道路”，但对其评判大相径庭。颂扬论认为这条道路符合“德意志本性”，     

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

每当人们谈起清末预备立宪时,无不以一言蔽之曰:“假立宪”。此种观点是否正确,有待讨论。本文仅就预备立宪活动中是否有一个“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除消弭革命的立宪动机外,他们是否还具有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立宪动机,他们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争论,是真假立宪之争还是走日本式道路或走英国式道路之争这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波兰战后初期的人民民主道路之争

本文介绍和分析了波兰战后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波兰党内“国内派”和“莫斯科派”在以后发展道路上的意见分歧和争论,指出以哥穆尔卡为首的“国内派”主张根据波兰国情走人民民主道路即“波兰道路”是正确的,“苏联模式”是不顾波兰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的左倾教条主义观点。但由于主客观原因波兰最终没有选择“波兰道路”,而是被迫接受“苏联模式”走上了另一条曲折而艰难的道路。这一历史教训值得人们探讨和深思。     

普鲁士改革中的乡镇自治与市民社会的培育

"市民社会"概念是从欧洲历史发展中演绎出来的,但市民社会本身并没有一致的共同模式,而只是一种具有特质的社会现象.德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特点.以普鲁士改革中的乡镇自治为重点考察对象,不难探讨出德国市民社会建立的模式:普鲁士国家借助法律手段和对公众舆论的掌控,强行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使农民和城镇市民从家庭、血缘、社团、行会等传统权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卷入国家政治生活,为他们的发展创造新的社会空间.在普鲁士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国家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当然,国家与社会间的特殊关系也带来了负面后果,它导致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在近代德国难以建立.     

就日本文化厅藏画纹带佛兽镜(1)——论“褒衣博带式”佛像的产生

我国早期佛像主要有三种装束,即右袒式、通肩式以及褒衣博带(即褒大之衣,广博之带)式.前两种装束由印度传入,而褒衣博带式(又称“冕服式”、“绅带式”)则是佛教造像入传中国后“汉化”了的产物.在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中,“褒衣博带式”造像多处可见.龙门开凿前后,这种装束的佛像成了石窟造像中的主流.日本的早期佛教造像亦接受了“褒衣博带式”的影响,如著名的飞鸟大佛,法隆寺释迦三尊等均属这一装束.关于褒衣博带式佛像产生的源点,中日学者均认为在中国南方.北魏的“政教合一”和崇尚汉文化的政策,则是“褒衣博带式”在北方普遍推开的主要原因.就现存早期佛造像看,北方在北魏期间开凿的云岗第十六窟中,褒衣博带式佛像已置于窟中主要位置;在南方,四川茂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 佛坐像亦属此类衣式.这两处造像,是中日学者长期以来作为褒衣博带式造像研究的最早范例.     

论德国现代化中容克领导权的确立

17—18世纪,普鲁士在容克地主的支持下因不断革新而迅速发展和壮大。19世纪上半期,普鲁士主流派容克积极适应资本主义发展要求,推动了普鲁士国家和容克自身的资产阶级化。通过领导和推动德意志的政治统一,容克和普鲁士最终确立了在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普鲁士容克不断顺应历史潮流,在相当长时期内和相当程度上实际扮演了资产阶级的角色,起到了德国资产阶级未能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