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虚假到科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演进及启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从奠基之日起,便随着时代的发展处于理论逻辑的不断演进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三个维度构筑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地基,经由普列汉诺夫到列宁最终构建起了完备的、科学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完成了从虚假到科学的“华丽转身”。厘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历史嬗变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意识形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新时期党建理论的历史性飞跃。本文从历史经验、现实情况等角度来进行剖析,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摒弃”意识形态,更不标志着意识形态的终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     

日本殖民政策与"满洲共同体"认同的制造--基于《盛京时报》的考察

日本侵占东北后,为制造新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权力体系,虚构了东北的历史传统,重构一个符合自身需要的“满洲”集体记忆,从历史和文化上割裂东北与中国的联系;利用大众传媒、教育体系、行政管制等手段,进行了“满洲共同体”的意识形态灌输;借助仪式、节庆和符号等政治象征物,在对共同体体系化的过程中,传递“满洲"的共同体意识。日系报纸《...     

传播学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承脉络梳理2——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到霸权争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传播学的影响非常深远。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霸权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文化研究学派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本文主要探寻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传承与发展,认为阿尔都塞的多元结构决定论观点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被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则出现了突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二元框架的萌芽,因此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点认识——以《共产党宣言》为理论视点

从《共产党宣言》的有关内容可以得到如下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明确理论对象具体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问题。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才能正确实现《宣言》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思想。     

“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陷阱及其批判

“普世价值”的是非论争已成为当今热门话题。“普世价值”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思想体系,其理论根源是抽象的人性论,它以非政治话语否定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试图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主导地位,在本质上表现为西方的话语霸权及其思想渗透的新方式,由此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     

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A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首次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明确为一项根本制度。B这一根本制度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集中反映了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道路与基本经验,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党和人民共同思想基础的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与保障。     

改革开放30年与高校思想政治课课程设置的所史演进——回顾与启示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不断演进的30年,其历史演进主要包括四个阶段：拨乱反正,恢复“61方案”;“85方案”新课程设置;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成果教育的“98方案”;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05方案”。我们的启示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及其内容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要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     

延安时期的语言翻译特点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传播

翻译过程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演变,它交融了意识形态存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本体、认知能力等多重因素的构建。文章通过描述延安时期的语言翻译特点,再现认知"体验"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以及该翻译活动中意识形态的重构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内外传播作用。     

关于柯亨的平等主义政治哲学辨析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柯亨后期致力于政治哲学问题研究,对当代自由主义者关于不平等的辩护进行了反驳,提出了平等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柯亨的政治哲学论证反映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思潮在正义、平等、民主等问题上的分歧和对话策略,对于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     

渐进的共和：李仲公与《晨钟报》研究

就任《晨钟报》编辑期间;李仲公发表多篇文章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在中国实行渐进的共和。此种政治思想的形成,既是其民族主义立场和爱国主义情结的使然,又与当时中国社会局势的动荡和多变有密切关联,还与个人的学术背景和知识构成有极大关系。由于缺乏对中国政局的本质了解,此种政治思想的最后结果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确立

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新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思想教育,开展对剥削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思想斗争,提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逐步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取得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决定性胜利。     

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人”的观念的近代转型

"人"的观念的现代转型是全世界思想家数百年的研究主题,也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从人性善,即人与至善本体(仁、天理之类)同体共在出发,在抽象的意义上把人提到万物之灵的高度,但倡言去除人的天然欲望和政治权利,造成对人的千年桎梏。由西方发源的现代人论则把物欲满足、政治权利、思想自由视为人的根本自由。在中国近代,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领导人始公开承认人的私利的合理性,倡导人的解放。但他们未能把人的解放置于理性范围,最终放弃了初衷。新文化运动激进人士在更广泛的层面提倡人的解放,也讨论了人的私欲与社会亲和的关系问题,但因时间太短和过分强调精神解放,思想的局限性仍十分明显。五四以后,大多数启蒙者转入政治革命道路,国民党大倡文化回归,少数思想家继续人的解放的讨论,但对问题的思想源头缺乏探讨,研究未能深入下去。中国近代以来"人"的观念的转型探索任务远未完成。     

再谈孟子、荀子对孔子民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孟子和苟子的“夷夏之辨”、“外夷内夏”、“夷夏之防”、“华夏一统”等民族思想为中华民族思想理论奠定了基调。虽然他们区分“夷”、“夏”的标准都是以“文化”为价值判断,但三人强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孔子的民族观念是对西周以来民族思想的继承,主张以“仁”、“德”为区分民族差别的标准,讲究“和为贵”;孟子的民族观念继承了孔子民族思想的开放性因素,其核心是“以夏变夷”,其指向是以仁义治天下;苟子的民族观念则是以“礼乐”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也具备开放性特征,但其着眼点在“严夷夏之防”,终极目的是通过“礼乐”之教而使天下一统,直接为巩固君主集权体制服务。     

日本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面临的困境

“东亚共同体”构想是一度作为东亚经济牵引车的日本酝酿已久的重大经济外交方针,但这一构想却因在现实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而在实践中举步维艰。日本亚洲认同意识的摇摆不定、东亚地区政治安全机制的匮乏、对美优先的经济政策方针和东亚区域经济结构性障等都成为束缚日本推动“东亚共同体”构想的重要羁绊,束缚着日本“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力主“惩办祸首”主张探析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在其奏折、往来函电中多次联衔或单独提出＂惩办祸首＂的主张。袁世凯认为,这一主张为议和先决条件,是抵制联军内犯山东、长江、晋、陕等地的关键。＂惩办祸首＂又与保护教士与使节、回銮等问题密切联系。袁世凯通过与东南督抚的协力,以＂惩办祸首＂为此后新政推行扫清了阻力,对清末政局的走向起到了巨大影响。     

The "Trial" of Lee Benson: Communism, White Chauvinism,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Lee Benson was one of the first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ans to suggest a “systematic” revision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history with its emphasis on narrow economic class analysis, narrative arguments, and over‐reliance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This essay presents Benson's contributions to 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an attempt to apply social‐science methods, concepts, and theories to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as a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narrative of Cold War‐era American history. Benson belonged to a generation of ex‐Communist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whose scholarship and intellectual projects flowed—in part—out of Marxist social and political debates, agendas, and paradigmatic frameworks, even as they rejected and revised them. The main focus of the essay is the genesis of Benson's pioneering study of nineteenth‐century New York state political culture, 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with its emphasis on intra‐class versus inter‐class conflict, sensitivity to ethnocultural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behavior, and reliance on explicit social‐scienc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what follows, I argue that 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has its roots in Benson's Popular Front Marxist beliefs, and his decade‐long engagement and subsequent disenchantment with American left‐wing politics. Benson's growing alienation from Progressive historical paradigms and traditional Marxist analysis, and his attempts to formulate a neo‐Marxism attentive to unique American clas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are linked to his involvement with 1940s radical factional politics and his disturbing encounter with internal Communist party racial and ideological tensions in the late 1940s at Cornell University in Ithaca, New York.     

四清运动动员模式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在四清运动中,随着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迅猛拓展,工作队—贫协从社会动员主体迅即转变为基层社会的非常规权力组织。工作队—贫协的成长过程、内部结构、运作程序和行为内容,显示了它在运动中的意义:彰显中央政权与基层政权之间的信任危机,填补权力真空并成为权力更替的让渡载体,使重建后的基层政权在社会治理中更加依附于中央政权,从而强化了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因此,与其说这是新一轮的自觉“革命”,不如说是中央政权重构并巩固其权威基础的社会治理行为,而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不过是一层包裹罢了。     

石门坎现象成因分析

石门坎,云贵乌蒙山区的一片蛮荒、高寒之地。石门乡至今仍是贵州屈指可数的边远贫困乡。但在20世纪上半期,石门坎竟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文化圣地＂,创造了数个文化奇迹。分析其成因有：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基督教进入、认同、互动与大环境建设;创制苗文及乡村教育网络的形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