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和圩田体系的生态变迁与长三角近代文明的成长

<正>太湖以东长三角地区人与环境互动形成的人类生态系统,建立在以水网为基础的圩田体系之上,圩田农业生态形成以后,发展各种前近代的产业和生态体系。这一生态系统经历千年的稳定、积累和发展,为传统江南经济提供了生态基础,也为19世纪下半叶成功的近代化转型提供了条件。许多近代发展所必须的自然生态条件是逐步积累形成的。河流与圩田水利体系经历了千年的经营与传承,这其间,人们在长江口、太湖、运河、吴淞江、黄浦江和浏家河等自然河流之上建成了许多水利设施。     

古代江南地区圩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江南地区的圩田大致滥觞于三国之际,迅速发展于两宋,全盛于明清,是我国江南人民在长期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的农田开发的一种独特形式。文章以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全面考察了江南地区圩田开发的历程与特点,研究了江南圩田兴盛的历史因素和自然条件,并简要分析了圩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具体探讨了圩田开发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因过渡围垦破坏了江南地区原有的湖泊河流水文环境,造成“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的严重局面,这便给圩田大大增加了防患水灾的压力;历代地方政府在圩田管理方面也是各自为政,各地圩田缺乏相互间的协作,使因破圩而形成的局部水灾年年有之;大量构筑圩田,使湖泊面积大为缩小,影响其调节水量的功能,破坏了本地区的生态条件,致使灾害频频发生。此外,围湖特别是废湖以后,使众多的水生资源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文化同归下的圩田景观文化比较——以里下河圩田与贝姆斯特圩田为例

<正>在我国农耕民族开发新土地的过程中，“圩田”作为一种中国南方地区特有的，通过修筑圩堤“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的水利田范式，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里下河地区的圩田是我国南方最具规模的一例。数千年来，江河湖海的交错作用、水利工程设施建设、农业开垦及人居活动造就了里下河地区典型又独特的圩田景观，更创造出无可替代的里下河文化。里下河“兴化垛田”还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双遗产”名片。其实，圩田并非我国独有。现代的“圩田（polder）”概念源于17世纪的荷兰语“polre”。     

江淮地区圩田初探

什么是圩田,宋代学者多有阐述。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说:“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湿下,厌水濒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说:“江东水乡,堤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水高田低,筑堤围护,提上筑有涵闸,平时闭闸御水,旱时放水入田,也可用提水工具把水灌入或排出,这就是圩田。圩田是江淮地区劳动人民,根据当地河汊纵横,湖泊棋布又多洼地的地形特点,经     

清末江南一乡村地主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

清末江南一乡村地主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日）稻田清一著张桦译柳兆薰是吴江县（今属江苏省）的一个乡村地主,他写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日记是反映清末地主生活的珍贵资料。本文把日记中的地名检索出来,分类进行统计,以论证其日常生活的空间范围,这是本文写作的第一...     

《清代皖江圩区社会经济透视》评介

自古及今,兴修水利是人类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经济活动,而圩田则是稻作农业区水利建设中的杰作。所谓圩田,又称为圩垸、湖田、围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根据当地河汊纵横、湖泊棋布、地势低洼的地形特征,筑造长堤短坝,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的高效优质的水利田,堪称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和创造。圩田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和珠江流域,存在广泛,历史悠久,不仅对农业的发展,     

乡民的逻辑：全面抗战时期浙南乡村的水利活动

全面抗战时期,浙南永嘉县发生一起下岸村村民池凤廷与官岭山下村村民吕龙海之间的水利诉讼案件。永嘉县政府起初支持下岸村在前江浦修筑陡门陡门,即水闸。从古代到民国时期,文献中一般称之为“陡门”,本文亦称“陡门”。,以便防咸蓄淡、减少涝灾。在吕龙海提出反对意见后,县政府又认为下岸村没有必要修筑陡门。这一事件惊动了浙江省政府和重庆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后经浙江省政府、经济部裁定,令池凤廷拆除陡门。不过,下岸村采取拖延态度,提出再诉愿,并决定在陡门处建造活动木桥,方便村民往来耕作。这一案件所体现的上下游村民重灌溉还是重通航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及战乱时期多由乡民自行建筑水利设施、各级政府干预能力有限等情形,均反映了历史的共相与常情。将这一案件置于更长的时段和当时的浙南乡村社会考察,有助于探讨战争背景下乡民在农业生产和水利活动方面的考量,以及乡村社会的实况、演变与运行机制,也启发我们以社会经济的视角探讨抗战历史的内在发展,并将抗战时期视为长程历史时段中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平遥乡村遗产的生长：基于山前近水聚集型村落观察

平遥乡村遗产作为平遥古城的背景环境,是地域系统内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生态以及人地关系的映射。近水聚集型村落在平遥山前地区较为普遍,山前地区村落的选址布局、村庄结构和典型建筑根据村落规模大小呈现不同类型特征,反映了社会活动与村落空间的互动、生长和衍生关系。明清时期频繁的人口流动推动了平遥山前近水地区村落的二次形成,历史上水资源的匮乏、粮食生产的不足造成了人地关系的紧张与村际关系的复杂,商业的发展则对此有所缓解。人口流动、水案纠纷、祈雨活动、商业发展、代管村落等村际社会活动反映在村落空间的生长演变上,给村落空间带来结构性的影响,留下了诸多建成遗产的印记。     

宋代的圩田

(一) 圩田,这是兩宋时盛行于江淮、钱塘江流域的一种水利田湫拗旆ù蟮质前训透D的土地或沼澤、陂塘、湖泊、河道、河边沙地等用堤圍起來,辟为农田(其中多数是新辟田),以防止水旱,收灌溉之利,并扩大耕地面积。北宋人范仲淹解釋圩田说:“江南应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域,中有河渠,外有门閘,旱則开閘,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1) 圩田是这种水利田的通称,但各地也因习慣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大抵兩淮与江南东、西路称圩田,浙西路称圍田,浙东路称湖田。圩田、围田和湖田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別,南宋人楊万里說:“农家云:圩者,围也。”(2)元人王楨說:“复有圩     

减租减息与淮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

以抗日战争时期淮北抗日根据地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减租减息政策的推行对根据地的土地关系、阶级结构和乡村社会生活等几个方面的影响的考查,来反映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减租减息促使土地向中、贫农手中分散;阶级结构呈现出由两极向中间流入的态势;乡村社会生活特别是贫下中农的生活逐渐改善,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这种变迁不仅为根据地的存在和继续扩大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走向。     

有关30年代中后期贵州禁烟运动的由来及其认识

贵州曾是旧中国的鸦片主产区和外销地,鸦片给贵州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十分恶劣,罄竹难书.30年代中后期,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贵州再次开展禁烟运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本文分析30年代中后期贵州禁烟运动的由来,认为禁烟运动的开发既寓有断绝黔省军阀的财源、消除割据势力的一面;也包含改造黔省、建设抗战后方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禁种、禁运和禁贩三个方面着手,介绍其措施的演变、作用,以及成败得失.最后,影响贵州禁政的某些因素.政治的原因是:1.地方势力没有什么反抗的力量,禁令推行较为顺利;2.民族地区种植现象不甚突出,缺乏有“组织“的反抗,解决偷种问题比较容易;3.推行禁种的步伐较为稳妥,对社会经济的触动力度不大.经济的原因是:1.避免与烟商争利,谋求其积极支持,消化存土,积累资金,投资新兴产业;2.积极实施作物替代,促进经济的发展,转移支付收入,弥补禁烟后遗留的缺口.     

关于青花起源的思考

关于青花的起源,长期来一直有中国起源说和外来技术影响说两种意见。本文着重从低温釉陶生产技术源流和对青料的使用出发,论证了最早出现在巩县窑的唐青花瓷器,只是北魏以来低温釉陶生产技术在新条件下的新产物。认定唐青花的出现是外来绘画理论和绘画技术影响中国艺坛的结果。     

France - History and Story

Although the career of Thierry de Martel, one of France's most illustrious neurosurgeons, would seem primarily of interest to historians of medicine, his life and self‐inflicted death can be inscribed into different contexts. De Martel can be considered representative of what Jean Touchard calls ‘l'esprit des années trente’, a spirit both of malaise and revolt which prompted many among the First World War generation to seek new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alternatives to replace what they deemed the morally bankrupt ones of the Third Republic. Both because of his connections with Parisian literary and political circles, and the paradoxical nature of his ideological itinerary between the wars (encompassing both proto‐fascism and Germanophobia), de Martel's case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This biographical portrait of a previously unstudied ‘nonconformist’ in turn serves as a prism through which to view the ferment of the interwar period.     

毛泽东与蔡和森的友谊

毛泽东与蔡和森相识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们志同道合,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探讨人士国事,结伴游学五县,生活上相互帮助,共主新民学会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相互通信,各诉自己的见解,共同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他们在早期革命活动中,始终表现了无比纯洁、深厚的战斗友谊。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思考

滥觞于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长达十余年之久,且给清政府和西方列强以巨大的冲击,把历代的农民起义推向了最高峰。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所处的时代背景,这场农民运动尚不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影印敦煌遗书《大乘无量寿经》序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0年6月22日),正当中国北方爆发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远离战火硝烟数千里之外的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莫高窟,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非常偶然地在一个洞窟甬道的墙壁中发现了一个古代废弃的耳窟,其中装满了从公元4—11世纪的古代遗书与物。震惊世界的敦煌遗书由是出世。这个洞窟,后来编为第17窟,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