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朝贡制度被认为是古代中国与边疆民族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交往的惟一持久而普遍的关系,但却忽视了这一制度本身的发展特点,尤其忽视了朝贡制度在明清两代的差别。本文认为,清代虽然延续了明代的朝贡制度,但实质已经转化为一种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治方式,剔除了明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中国与西洋诸国之间形成的藩属关系,且朝贡中的贸易性质也远不同于明朝。本文对学术界混淆朝贡体制与朝贡贸易体制的观点进行了批驳,阐述了清代朝贡体制的地位与特点。     

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

清代中期之间建立了稳固的宗藩关系,朝鲜使团进行的朝贡贸易也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清代朝鲜使团的主要贸易形式是“八包”贸易,清朝给予朝鲜朝贡贸易最优厚的政策,朝鲜方面则对朝贡贸易进行多方限制,其中有“八包”定额、用银等制度,抑制了贸易规模的扩大。本对这些制度的形式、内容以及缘起、影响进行论述。     

明代甘肃镇与西域朝贡贸易

明朝与西域诸国的贸易是明代国防和对外关系的重大策略之一。设置在河西走廊的甘肃镇是全面执行明朝对西域贸易政策的唯一机构,具有维护丝绸之路贸易线畅通和贡使人身安全的职责以及管理进出嘉峪关贡使的海关功能,确保了西域朝贡贸易的顺利进行。明朝通过与西域的贸易稳定了西北边疆。     

明蒙朝贡贸易矛盾与“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是明代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明蒙朝贡贸易自永乐时期正式形成伊始,就潜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瓦剌的大规模使团及明朝"薄来厚往"的回赐政策,给明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压力。随着瓦剌势力的不断增强,双方朝贡贸易的矛盾不断加深,明蒙间大规模战争的趋势愈发明显,终致"土木之变"。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琉球事件中的中国社会关于宗藩体制的舆论--以《申报》为主要考察对象

在琉球事件当中宗藩体制正面临着崩溃 ,中国社会舆论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在不同阶段 ,舆论先是要求清政府与日本争琉 ,继而要求清政府舍琉 ,最后要求清政府为琉存祀 ,而所“争”、所“舍”、所“存”的都是中国对于琉球的宗主权 ,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对琉球的领有权提出要求。中国社会外交观念落后于国际现实 ,外交自然只能处于被动。     

乾隆朝中缅战争前后的贸易变动与宗藩关系

清代中期的中缅关系曾因战争出现过显著的变化,通过考察战争前后中缅贸易的变化过程,可以认为缅甸迫于贸易制裁的压力而主动恢复中缅宗藩关系,清朝实现了军事征战没有达成的目的。     

试论地方志与族群认同的关系

文章从6个方面谈了地方志与族群认同的关系：构成族群的基本要素蕴涵在地方志内容中;族群认同是包括对地方志所蕴涵的特定文化的认同;地方志蕴涵的内容是相应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征;对族群的认同与地方志寻求根脉的文化心理是一致的;地方志对族群迁徙、交往和融合的意义;地方志工作要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

朝贡制度曾是中国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源自先秦的华夏中心意识、大一统理念及“事大字小”的交邻之道虽为朝贡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朝贡制度如何实施并在多大程度上奏效,则与当时局势和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因此,朝贡制度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     

高句丽与汉魏晋及北族政权的朝贡关系

1—5世纪初,无论是统一王朝时期,还是王朝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时期,高句丽对中原王朝和北族政权都采取积极朝贡的姿态,朝贡活动呈现出单向、双向、多向的变化,先后向十多个王朝和政权进行朝贡。随着政治形势和朝贡对象的变化,高句丽朝贡活动的目的及其与朝贡对象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变化。     

先秦东北古族与中原政权的朝贡关系

东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已为考古学文化所证实。夏商王朝建立之后到秦朝建立之前,学界多笼统地认为东北地区古国、古族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然对春秋战国诸侯国林立纷争时期,东北民族的朝贡活动是否持续进行,又怎样开展等问题,一直存在模糊不清的认识。尽管史     

中华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的新途径

全球化背景下,出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考虑,我国加强各民族群众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关键的中华文化的认同非常重要.本文首先界定了什么是中华文化认同;其次,笔者分条阐释了中华文化认同对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最后,分别从思想上,内容上和手段上三方面分条阐述了了如何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达到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目的.     

论邓小平矛盾观的形成与发展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观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矛盾观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新时代的哲学精华,它根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矛盾思想、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又是对它们的发展与超越。邓小平矛盾观为我们解决和处理矛盾提供了新的方法。     

重新审视费正清的“中国观”——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谈起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年）》一书,是费正清早期研究的代表著作。这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综合利用中、外文档案研究中国外交史的学术著作,拓展出纷繁复杂的中西历史互动图景。费正清摆脱当时西方学界传统古典汉学和民族志学的窠臼,开创了现代中国学研究的新局面。费正清的这部早期代表作,涉及清代观、近代观、帝国主义观等理论问题,对后来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科学观的歧义与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多重意蕴

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因国人对“科学”含义理解上的不同,对史学是否属于“科学”有不同的认识;也因对“科学”含义广、狭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史学”观;由此造成史学“科学化”进程中观念分歧与实践路向上的差异。     

孔子民族观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孔子的民族观对后世影响深远,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不可忽视的启示作用.本文梳理了孔子民族观的内容,归纳了孔子民族观的特点,解析了孔子民族观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现实意义.     

日本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对《中日修好条规》的再认识

《中日修好条规》历来被视为近代中日两国的唯一对等条约。可嗣后清朝藩属国的次第丧失事件和台湾日据事件每每被处理成彼此无涉的孤立个案等研究现状表明,中国学界对于条规本身的对等属性问题尚缺少体系性的反思。事实上,肇端于牡丹社事件的日本征台、巧取琉球、并吞朝鲜以及甲午战后的割占台湾等事件,无一不根源于条规这一法理前提。日本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意味着,条规的签署,不但让中方丧失了东亚的传统核心地位,还使清廷在日方的公法恶用下无法不弃琉保台、弃韩自保直至割台苟安。近代以降东亚世界的整体变局和日本对邻国的侵越与压迫,亦始自条规,成于条规。     

两汉边疆思想观的论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

本文认为,边疆观作为关于国家边疆基本意义和价值的认识、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疆思想论争中治边观取向的依据和支撑。大而划之,两汉边疆思想论争可分为“无用”之论和“国本”之论两类相互对立而又紧密联系的思想观念,论争呈现出前后承继而又各具时代特点的四个历史阶段。边疆思想的论争不仅对两汉的边疆经略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也渐进丰富、完善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边疆思想。由西汉初期至昭帝盐铁之论持续进行的大一统思想与边疆思想的相融,特别是论争双方在大一统思想基础上呈现的边疆思想的趋同,标志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纤维产品贸易

20世纪90年代中日两国贸易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即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食品及矿产等初级产品在对日出口总额中降到不足一成,而纤维产品贸易以几乎每年占中日贸易额的20～30％的速度强劲发展,推动了两国贸易总额的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引起贸易摩擦。尽管纤维产品贸易由垂直贸易分工向初级水平贸易分工发展,以及密切的依存关系两大特征,使中日两国避免了在该领域的贸易战,但是,如何在互补性贸易结构中寻求更多的合作领域以减少贸易摩擦甚至避免贸易战争,是20世纪90年代中日纤维产品贸易带来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