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认识论的发展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理论出现了重要的发展。20世纪上半叶相对论者对历史客观性观念的猛烈抨击推动了西方历史家们对历史客观性重新定位,并深入研究历史解释的性质和方式。从60年代起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和结构主义的影响,一些历史学家转向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更深层次,     

论西方“历史人类学”及其学术环境

目前学界多站在西方史学脉络中、从西方史学“人类学化“的角度来讨论西方“历史人类学“。本文通过对引发人类学“历史化“的学术环境进行系统揭示,论证了西方人类学脉络中“历史人类学“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可能性,为全面理解西方“历史人类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视角。     

考古和文本之间的希伯来语圣经——读陈贻绎著《希伯来语圣经》

自19世纪早期始,西方对《希伯来语圣经》（传统的基督教术语称为“旧约”）的研究就出现了一个历史转向：重构古代以色列人之兴起、他们在王国统一和分裂时期的成长壮大以及第一圣殿被毁（公元前586年）后犹太流散之出现的这段历史,成为《圣经》研究中的显学。时至今日,尽管《圣经》研究领域因为文学理论、人类学、社会学、女权主义、解释学等方法的引进而新见迭出,     

南宋的江山夏圭《山水十二景》

遇到胜景,人们常说,“江山如画”。存西方,18世纪以来也出现了“如画”（picturesque）这样一个词。不过,相比起西方的类似观念,中国的“江山如画”要意味深长得多。什么样的自然风光才能被称为“江山”,而什么样的“画”才能够被指认为“江山”？     

论20世纪西方历史叙述研究的两个阶段

在２０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关于“历史叙述”（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ｎａｒａｔｉｖｅ）的讨论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自６０年代开始至今,有关历史叙述的研究已成气候,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拓展,并且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助威声中,大有涵盖整个史...     

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中的“人类世”话语阐释

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经历40年发展后,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界努力寻求历史理论研究新的发展趋向,其特点之一便是回归面向过去的本体论反思。“人类世”是标识1800年以来地球系统历史的地质时间单元。“人类世”话语注重客观存在的过去,并据此认识现在和未来。在回归过去趋向下,约翰·麦克尼尔、迪佩什·查克拉巴蒂分别从环境史、历史理论研究角度阐释了“人类世”话语。他们的阐释在超越“西方中心论”、塑造史学新形态方面具有启示意义。分析“人类世”话语在西方历史理论界的上述因应过程,并阐释“人类世”话语的历史理论意义,对中国历史理论界正在推进的话语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价值。     

解构中国民族历史叙述的尝试——读杜赞奇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一书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西方学术界“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影响,历史学家认识到:“历史叙述的功能像其他的意识形态论述一样,并不是透明的、而是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意味来展示现实的”,因而,“把叙述学的理论视角应用于我们所探求的关于过去的叙述实践中”就非常必要。     

牛岛春子与“满洲”

日本侵华时期,大批日本左翼转向作家,迫于各种缘由来到中国东北,在殖民主义政权猖獗之时,他们在文坛上留下了众多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标识”。牛岛春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她以一个“满洲国”官僚太太的身份目睹了“满洲”殖民政权的衰微,又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纤细笔触诠释了统治民族眼中的异地异风异人。本文力求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揭示“左翼转向作家”牛岛春子笔下的“民族协和”景象,以资为剖析日本殖民主义政权的侵略政策提供一个历史的昭示。     

“历史学“何以可能——海德格尔的追问

黑格尔之后,西方历史哲学的演变出现了根本的转向。先后问世的“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致力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的地盘,使诸如历史思维、历史认识、历史知识等问题提升为历史哲学研究的主流话语。然而,全部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拷问和呈现这些研究的合法性。     

民间信仰研究三十年

中国内地的民间信仰研究者在与西方以及台湾、香港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时,经常面对“内马非马”的词源问题：“民间信仰”一词是中国内地与台湾的用法,在西方世界（包括香港）,相应的研究领域应该称为“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可是内地学界共识的“民间宗教”概念对应的却是民间秘密教门。内地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两个概念大致平行,在西方和台港学界,民间宗教是一大学科领域,     

摩尼教“拂多诞”名辨

摩尼教“拂多诞”一词,西方学界认为音译自胡语的教阶称谓。本文在西方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藉助中国传统史学的考据法,探讨该词产生的历史真相,解读该词的意蕴。认为其乃武则天延载元年（694）认可摩尼教在华传播的产物,原系其时朝廷为觐见某位摩尼高僧所取名号,而被摩尼教团作为第二教阶的汉文称谓。     

“王若曰”研究成果述评

“王若曰”多出现在《尚书》之《商书》《周书》及西周册命铭文中,对该词的释读有助于了解“诰体”与“命书”的书写形式及意义。迄今为止,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包括“王若曰”起源时间、格式、所领内容,以及对“若”字的解释四个方面。由于学术背景不同,学者对上述内容持有不同观点。文章总结前人研究,拟对相关问题做简单梳理。     

“地方”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西方旅游广告研究的“文化转向”思潮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 tum）的理论思潮,学者们格外重视对地理现象进行文化层面的解释,视觉分析（visual analysis）等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得到较多的应用。旅游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地理现象之一,旅游地的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成为“文化转向”思潮中最活跃的研究议题。西方学者援引地理学、符号学、语用学以及社会批判学派等诸多理论,将旅游营销图片作为“文本”（text）进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揭示出旅游地是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一本质,阐述其被社会性地构建（socially constructed）的过程和意义。国外同行的相关研究工作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

时下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仍大多局限在“疑古”派的某些早期的观点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上。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疑古”思潮,只是它的一个层面。本文认为,从《古史辨》第一册到第二册之间,面对考古发现和新材料不断涌现的挑战,“疑古”思潮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意识形态的思想冲击到学术典范的建立,从而把它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人们观念中的“上古”。《古史辨》第三册反映了顾颉刚“疑古”方法论的逐步完善,回到文献考订后,“层累造成古史”理论得到了发展。     

《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

梁启超在 1 90 2年就写出了《新史学》 ,但是中国历史学的根本变化却出现在二十多年之后。本文以 1 92 9年为例 ,叙述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变。一方面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大量引入中国 ,历史学家关注的领域已经从汉族中国扩展到四裔甚至世界 ,“新史学”正在日渐试图成为“科学”并与西方“接轨” ;但是另一方面 ,在历史学界种种动向与争论的背后也隐藏了另一个问题 ,即什么才是“中国”的“新史学” ,这一新的问题引起历史学界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科学取向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张与焦虑 ,并一直延续至今。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民众时代”与西方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民众时代”与西方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美）Ｒ·王宾１９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受到欧洲史学观点的影响,用欧洲社会的发展模式来衡量中国社会,并把欧洲与“现代”、中国与“传统”联系起来。近年来这种观点有所变化,多数人认为中国和...     

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

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繁荣发展,但不足也日渐显露。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更备受关注。在这里,笔者愿申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大家。 一、区分两种“碎片化” 以往学界前辈常会这样提醒后进：“研究问题要注意抓大的重要的题目,不能搞得太细太碎了。”那时没有“碎片化”这个概念。所谓“碎片化”的概念,是近些年由西方引入的。     

马“道”成功

2014是农历马年。承续中国的古老传统。马年说马一时炙热。尤其种种源流不止的“马上体”祝语,诸如“马上发财”“马上有钱”“马上有房”“马上有对象”“马上带金”．直接汉代便已出现的“马上封（蜂）侯（猴）”之遗风余韵,仿佛情到意到之外,真有祝啥有啥,马上“兑现”,“马”一到即成功的魔力了。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笔谈（二）从文化认同看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民族”的概念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学界一直是一个颇富争议的问题。与此相关联,“民族主义”也同样是一个复杂而难以界定的概念。由于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生存与发展之历史条件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更是有着自身不尽同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本人拟从“化认同”的特殊视角对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复杂性问题谈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关心这一问题的方家与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