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是考古学赖以进步的两条腿。考古发现不断刷新考古学家的视野并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资料,考古学理论方法使考古学的眼睛更加明亮,分析和思考更具有科学的力量。理论方法让考古学家对考古发现有更深入的认识,考古发现同时也推动综合研究和理论方法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知识的普及可以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考古学的持续发展要求考古学家必须正确处理考古发现、考古学自身理论方法的完善以及考古学与化遗产保护、公众知识状况和社会需求的关系。     

“南海Ⅰ号”2007整体打捞

十年磨一剑,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在“南海Ⅰ号”发现之后的十余年里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水下考古设备还是水下考古人员专业都具备了进行近海海域大型考古发掘的能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国家文物局更是积极推进“南海Ⅰ号”水下考古项目,[第一段]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试谈

作为一种考古发现与考古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已经进行了14年,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和积极作用。由于评选活动涉及考古学界、媒体、政府、公众等不同方面,对评选活动的定位与程序等有着不同理解和认识,评选活动也存在着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从考古学自身的发展需求,考古学与社会及公众的关系,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保护、传承和创新中的考古伦理学等角度,提出一些意见,希望对评选活动的继续开展、对考古学的进步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等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蕲春毛家咀和新屋垮西周遗存性质略析

1958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在蕲春毛家咀发掘出西周木构建筑,并出土一些遗物,是鄂东地区考古的重大发现。三十多年后,毛家咀木构建筑附近又有新的重大考古发现。1996年4月,在毛家咀木构建筑西600米处的新屋垮,发现一窖穴遗迹,出土方鼎5件、圆鼎1件、铜斗1件,为鄂东西周考古增添了珍贵的考古资料。关于新屋垮窖穴的年代和性质,已有学者专门作了研究。本人在此谈谈个人的看法。     

邯郸考古世纪回眸与前瞻

本文对20世纪邯郸考古工作做了全面梳理与回顾,总结了邯郸现代考古出现以来经历的三个阶段,概述了20世纪邯郸考古的主要发现及重要研究成果,并就21世纪邯郸考古所面临的主要任务、重要课题及发展方向作了综论及展望。     

陶寺遗址家户考古研究

家户考古将社会基层生产生活单位作为研究对象,为分析古代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陶寺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居住址,是进行家户考古研究的理想资料。首先,从陶寺聚落内部结构出发,对该遗址的家户构成情况进行界定;其次,依据居住址伴出的遗物以及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资料,重建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在内的家户活动;最后,引入量化分析的方法,依据居址面积、遗物数量等对陶寺遗址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合理的评估。     

龟兹文铜钱的类型及相关问题研究

铸有龟兹铜钱的考古发现已持续了一个世纪。其中,二十世纪初的发现均已流失域外而默默无闻。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六十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才接触这种钱币。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陆续地不断有所出土。     

禚振西与耀州窑

在中国文博界,提起耀州窑,人们总会想起禚振西。 耀州窑是陕西著名的古瓷窑,上个世纪初即已发现,不仅发现早,而且从1959年起进行多次考古发掘,是我国考古工作收获较多的名窑之一。从1973年起,禚振西开始介入并主持耀州窑的考古发掘,在近四十年对耀州窑的研究探索与考古工作中,禚振西的名字已经与耀州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同时,耀州窑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成果也将禚振西带上了发现与探索的人生旅程。     

都是《三国演义》惹的祸

安阳曹操墓的考古发现引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社会争议。中国百年考古史上几乎没有一次考古发现,能够引来如此强烈的社会关注。安阳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文化史、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这件彪炳史册的煌煌大事,     

狮子山楚王陵墓主考略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发掘,无疑是20世纪晚期秦汉考古的一大重要收获。自1995年发现该陵后,就引起了人们持续不断的研究兴趣,特别是1998年8期《文物》和《考古》以非常罕见的、用不同形式同时公布同一个考古报告的方式向学术界发表初步整理简报后,两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试论公众考古与博物馆的联动机制

博物馆以自身专业性为人们熟知,大众对博物馆的认知不清晰.近几年,随着《鉴宝》等节目视热播,社会上掀起考古热.水下考古实况转播等起到推动作用,大众对考古的热情,反映当代人们的精神需求更加丰富.要考古事业发展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广泛让观众参与.博物馆展示方式较为单一,为满足观众的参观需求,博物馆需要以公共视角设...     

贵州史前时期陶器概论

贵州洞穴遗址中发现有史前陶器,为研究贵州境内远古居民的分布情形提供了珍贵资料。文中对这些考古发现作了梳理,对出土陶器作了研究,并对其考古编年提出了分析看法。     

“高昌吉利”钱币铭文再探——兼与王永生先生商榷

1970年10月,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古墓,1973年新疆吐鲁番市三堡乡阿斯塔那古墓和2004年10月吐鲁番市二堡乡巴达木古墓经科学考古发掘出三枚“高昌吉利”铜钱后,引起中外钱币学界的重视,成为研究者和收藏家热议的话题。近期,一些专家、学者对“高昌吉利”铜钱中的“吉利”二字又有新的探索和论述。     

墓葬习俗中的性别研究——以贾湖遗址为例

贾湖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早期重要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该遗址发现了大量墓葬及保存相对完好的人骨,本文尝试从性别考古学的角度对该遗址中墓葬习俗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及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作一初步探讨。     

现阶段我国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文物考古研究越来越被重视。现阶段,我国在文物考古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文物作为我国历史文化的缩影,能够使我们了解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笔者就针对现阶段我国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保护文物的方法。     

成都平原古遗址的考古方法问题

成都平原是一个凹陷地盆上形成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很早以来就有人类活动,留下的古代遗存也应该非常丰富。但是除了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以外,主动的考古发现却很少。长期以来,在成都平原上寻找早期遗址,许多人曾经作了大量的探索工作。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四川队也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与成都市考古队有过多次调查,工作还是初见成效的。随后,成都市的范围内,发现多处史前城址,逐步打开了成都平原史前考古研究的局面。其中有几处都是我们曾经一起共同进行过调查所关注的。不过,至今主动考古调查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化遗址或商周时期遗址,仍然是比较少见的。这可能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考古学的公共性及其时代价值

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私人的考古学”。从考古调查发掘所涉经费、土地和考古出土文物、资料信息,到考古知识、理论、技术方法的社会共享,再到考古发掘之后文物、古迹、遗址的保护、利用、管理,无一不是社会性问题。科学考古学满足考古学家和人类面向古代的求知欲望,而公共考古学则是面向人类基于历史的未来可持续发展资源、信息、知识管理和价值观建构的考古后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考古资源的保护利用管理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也为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1938～1944．日本学者实测云冈

1902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来到云冈,他的发现和调查将云冈石窟推向了世界。1938年～1944年．以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为代表的调查队在云冈展开了长达7年的考古调查。在这期间他们进行了7次调查．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对云冈石窟所有洞窟进行了摄影．并对大部分石窟进行了测量。调查组对云冈的实测和考古发现成果代表了当时国内外云冈石窟研究的最高成就,影响至今。[第一段]     

纪念永陵考古发现六十周年

六十年前的永陵考古发现,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作为中国首次科学发掘的古代帝王陵,在中国考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永陵的发掘,是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营造学社、四川博物馆筹备处、华西大学博物馆等多家单位共同进行,吸引当时在国内有影响的考古界、史学界、古建筑界的许多名专家学的参与和关注,凝聚了他们的心血,堪称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考古学上的一大盛举。永陵考古大发现,对于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起到了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古代封建帝王陵考古研究的先河,揭开了成都平原一系列现代考古大发现的序幕,填补了当时中国唐五代考古研究的空白,为这段历史及化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成都这座历史化名城发现了一处代表城市发展史上最辉煌时期的千年帝陵,对于当代成都历史化名城的建设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GIS考古研究综述与前景展望

近十几年来,GIS考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回顾十几年来的研究实践可以发现,GIS考古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古数据获取与处理、考古数据管理、考古学分析与成果可视化四个方面.实践证明,现阶段的GIS考古研究需要将GIS技术更加紧密应用于考古学,需要在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聚落考古等考古学基础研究上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