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已过去整整30年了。“文革”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反思。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浩劫,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领导、亲自发动这场“大革命”？这些问题,已有很多文章叙述过。例如有人著文说：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是对干部的一次大审查,他容忍群众的“自发性”,让群众放任自流。毛泽东认为：谁好谁坏,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群众都“清楚”。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放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检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对干部的一次大考验、大审查。就这样,在放弃了党的各级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矛盾,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积怨,就在失控的情况下爆发出来,掀起了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甚至可以乱抓人、乱打死人,造成全国的动乱。另方面,苏共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使毛泽东震惊,毛泽东想到,会不会他在百年以后,     

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关于“文化大革命”,学术界已经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笔者认为,对如下问题仍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粮食问题

"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损失。周恩来殚精竭虑,采取种种措施,稳定粮食局势。他劝说红卫兵和造反派不能冲击农业生产,坚持抓南粮北调局面的改变,用"以出养进"的办法开展粮食外贸,努力解决"三个突破"中的粮食"窟窿"问题,认真贯彻藏粮于民的思想,常抓节约粮食。周恩来高度重视粮食问题的思想和为民谋利的风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文化大革命”时期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考析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曾十分流行。五十字纲领是毛泽东在《对青海省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和中央复电稿的修改》中首先提出和强调的,但这时只有46个字。在1968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中正式提出了五十字纲领,并进一步完善了表述,字数也增加到了50个。此后,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被广泛使用。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搞错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所要完成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对象,对我们党的建设产生了十分消极的作用和影响。     

“文化大革命”与当代中国改革模式的选择

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选择与“文化大革命”有必然联系。“文化大革命”导致的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 ,重工业增长很快 ,能源工业呈超速增长 ,这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 ,它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增长留下了巨大的潜力 ;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增长缓慢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十分缓慢 ,使农业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潜力更大 ;整个经济活动中效益下降 ,为以后加强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留下了余地。总之 ,“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原有体制能量的释放留下了巨大的回旋空间 ,这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走上渐进式改革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中国人民 ,普遍的心态是要求社会稳定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客观总结 ,构成中国走上渐进式改革方式的另外两个重要原因     

对“文化大革命”中“无法无天”现象的剖析

那场在神州大地上摧梁折柱的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名的政治大风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这场大内乱留下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愈合，它时时提醒和促使着人们去思考和研究。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的快。”十年“文革”，法制遭到空前的破坏。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对于这段历史上“无法无天”现象的反思，笔者以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大革命”前期人们眼中的中国和世界

葛剑雄先生在其所作的《要是世界上只有中》一中(见《学术批评网》),谈到“革”高潮中一位日本小商人与中国做生意而发财的事。这位日本小商人人中国境先高呼“毛主席万岁”,谈生意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持毛主席语录,其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现,比之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也毫不逊色。     

“文化大革命”中的王光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6月3日,工作组进驻一些大中学校。6月21日,王光美作为工作组顾问进入清华大学。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

一、一般研究状况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下简称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1981年这一时期,主要是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在经济领域制造的错误理论,     

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反应(1966～1968)

196 6年 7月 ,迫于国际局势的压力 ,约翰逊政府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 ,但该政策提出后并没有得到有始有终的实施。美国学者的一种观点认为 ,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阻碍了美国的外交努力 ,使中美之间失去了一次改善关系的重要机会。然而 ,美国国务院最新解密的外交政策档案显示 ,这一观点的准确性值得怀疑。美国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应有自己的政策考虑 :它为中国这场内乱设定了目标 ,即希望这场运动导致中国政局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 1 96 7年中后期 ,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渐趋稳定 ,美国的期望落空 ,美国政府内强硬派人士拒绝进一步尝试新的对华政策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迫害林枫的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对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进行了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我在中央党校做落实政策和清查工作时。曾查阅、收集和整理了有关“康生问题”的资料,写出多份材料,上报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转呈中央。本文就是依据当时的相关资料写成的。     

一九六八年：张国焘观“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21日,在香港一栋普通的民宅里,一次秘密的访谈正在进行。一位老人侃侃而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负责大陆事务的两位官员和一位政治分析家时而埋头速记,时而打断老人的话提问几句,而桌子上的轻便录音机里的磁带也在飞速地转着……这样的场景诡异而神秘,这位老人是谁？他们在谈什么？     

留苏岁月

1955年9月份，我们上千名留学生身穿国家发的“特别包装”——出国服，西服革履，从北京乘坐专列火车，沿途经沈阳、长春，最后从中国满洲里出境开往苏联边境小城赤塔，经苏联边防海关检查后，火车经西伯利亚直奔莫斯科。载着我们这些学子的专列驶入苏联境内后，列车员统统都换成苏联姑娘。餐车上的饭菜也统统变成了俄国式的西餐。由于烹调方法和饮食习惯的不同，一进餐车，就闻见一股膻味、怪味。列车奔驰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很少见到人影，与在中国的景象截然不同。每在大站停留加水加煤时，我们都走出车厢，在月台上列队做操，以消除长途乘车的疲劳。由于我们的队伍整齐划一，颇为壮观，引来了不少好奇的苏联老百姓围观。这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一）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周恩来总理费尽心血,全力推进解放使用老干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继续抓紧落实干部政策,一大批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但是,这项工作受到了“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严重阻挠和干扰。     

新儒家的“守身”与“舍身”——梁漱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学术心路分析

本文对梁漱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学术心路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在那场是非混淆、人妖颠倒的劫难中,梁漱溟置小我生命于度外,既能在灾难的沉默中守身乐志,又能在强权的逼压下起而抗争,愤而辨难,“守身”与“舍身”这对似乎矛盾的概念,在梁漱溟这个新儒学大师身上,达到了和谐的统一。无论“守身”还是“舍身”,都是为了“求真求实”,这是梁漱溟学术思想的归宿和支撑点。     

记述“文化大革命”的重大突破——评析《中共云南省委志》对“文革”的记述

“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棼”)是建国后一场空前的政治运动,涉及当代人当代事,显得十分敏感。正因为十分敏感,志书如何记述“革”这场政治运动问题,长期以来成了方志界学术争鸣的一个焦点。早期,由于受“宜粗不宜细、宦分不宜合、宜略不宜详”思想的主导,加上当时思想尚未完全解放,大家心有余悸,对之采取回避态度,绝大多数采取分散记述的办法,或一笔带过,或象征性的寥寥数语,,或套用背景资料、总结语言,基本不涉及当地的具体问题和实际情况,至使写出的志书“革”内容显得极为孤     

“文化大革命”中李先念对王震的保护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由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中一些重要段落均由毛泽东亲笔加写,反映了他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其中一段说：“混进党里、政府里、     

“文化大革命”时期领袖语录专用字体的演变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如今,只要有基本的电子设备,人人都能把自己在键盘上敲下的文字变成字形端庄的黑体字。但曾几何时,在各种出版物上,这种字体却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语录所独享。有时还会为避讳带有贬义的“黑”字而将这种字体称为“粗体字”。虽未见到官方文件规定,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直至“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用黑体字排印领袖语录是各种出版物一致遵循的“规矩”。那么这种“规矩”是在什么时间确立的？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废除的呢？     

不像“文化”大革命,倒像“武化”大革命——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正>1966年,在神州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任湖北省应城县三合区区委书记。一、难忘我的那一百本笔记我参加工作不久,就养成了写工作、生活、学习笔记的习惯,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写了一百多本笔记,满满装了一大木箱子。我把它视为宝贝。     

王匡同志在国家出版局的岁月

12月18日上午,我突然接到王匡同志的女儿王晓吟同志从广州打来的电话。我预感可能发生我不愿意听到的事情。不出所料,我敬爱的老领导王匡同志于2003年12月14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不幸的消息,虽在预料之中,却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王匡同志晚年安居家乡广州。我每次去广州,都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