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四器铭考

丹徒县北山顶春秋墓中,出土带铭青铜器一十五件,其中《尸祭缸盖》一件,《余昧矛》一件,《(辶堇)(六阝)钟》一套十二件,《甚六鼎》一件,计铭文四篇,故名北山四器,读考如下:一、尸祭缶盖墓道内出土.缶已失,出土时虽盖在另一缶上,然与缶口并不吻合,显然系后配.盖上立三环钮,中为漩涡纹,周有铭文三圈,由内向外环读:     

江苏丹徒背山顶春秋墓出土钟鼎铭文释证

1983年夏,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丹徒县文管会合作,在丹徒县大港乡背山顶的山颠,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青铜器400余件,其中有铭器15件,计有鼎、缶、矛各1件,钟镈12件。今就鼎、钟镈铭文加以释证。一钟镈钟镈12件,包括镈钟5,纽钟7。铭文皆铸在钟的左、右鼓面和钲间,直行右读;个别字行排列略有不同,字形亦微有差异,有的还有缺文,然其内容相同,且皆自铭"龢钟",说明此12件为一套编钟。今择其具有     

北山顶四器铭释考存疑

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以及该墓出土的春秋铜器铭文在《东南文化》1988年第3、4合期上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对这些铭文的研究考释成果也陆续面世.近来笔者读到了三篇有关这一课题的论文,即:周晓陆、张敏两君所著《北山四器铭考》(以下简称周文),商志(?)、唐钰明先生著《江苏丹徒背山顶春秋墓出土钟鼎铭文释证》(以下简称商文)及曹锦炎先生著《(?)(六阝)编钟铭文释议》(以下简称曹文).这三篇文字虽然在对铭文的释考上有分歧,但都有独到的见地.笔者读后受到很大启发,引起了对该课题的研究兴趣.本文拟将笔者通过研究得到的一些极不成熟的想法,及学习上述三篇成果后产生的一些久思不得其解的疑窦就教于学界同好.     

北山铜器新考

《东南文化》1988年3、4期合刊发表了《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同期又刊出张敏、周晓陆两位先生的研究文章:《吴王余昧墓的发现及其意义》、《北山四器考》(以下简称《四器考》),读后得益匪浅,颇受启发.但遗憾的是从《报告》公布的铭文看,我们似无法得出此墓是吴王余昧墓的结论,所谓“尸祭缶”亦非吴国铜器.今以管见所及,从铜器铭文考释的角度,提出不同看法,以就正于原作者和读者. 一 先讨论4器铭文, (一)、缶盖 铭文31字,隶定如次: (?)(徐)(句页)君之孙利之元子次□, (内圈) 择其吉金,自乍(作).(盥)缶.(?)(眉)寿无(?)(期),子二孙二,(中圈)     

“弌日”解

2001年3月,湖北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发现一座春秋墓,在出土的随葬器物中,铜盘、(?)的铭文有历日“唯正月成辛亥”、“唯正月成已未”。有学者已将这两个历日跟传世春秋齐器国差(缶詹)铭“国差立事岁成丁亥”(《殷周金文集成》10361,以下简称“《集成》”)相联系。不久,又看到李学勤先生指出郧县铜器历日“正月”等同于“正”,即“夏正”的意思。     

古盏小议

一九七六年初,随县东郊义地岗出土了一件自铭为“盏”的三足青铜器,这对于我国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也对随县擂鼓墩1号墓中出土的短三足鼎式器的定名有启发作用,故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并略加小议。一一九七六年元月中旬,我馆同志去随县     

(甚王辶)(六阝)编钟铭文释议

1984年,江苏省文物考古部门的同志,在丹徒县大港背山顶,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土墩墓,随葬品中,以一组有铭编钟最引人瞩目。承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的厚意,使我于当年11月先睹为快。编钟的出土,在徐淮系青铜器的研究上颇有意义,下面试加讨论。一编钟共有7件,每件均铸有相同的铭文,仅分行略有不同,今选3号钟铭文按原有格式隶定如次:     

淅川下寺二号楚墓墓主及相关问题

一商周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是考察墓主的宝贵资料。但是,由于财产转移、彝器易手的事情时有发生,随葬器物的原始主与墓主之间,便可能呈现纷纭复杂的关系,因而需要科学地鉴定和甄别。河南淅川下寺二号楚墓,就是这样一例。该墓所出青铜器器主,在已知的铭文资料中,约有三种情况:(一)七件升鼎器铭王子午、     

谈毓祖丁卣等三件商代长铭铜器

殷商后期较早阶段的铜器铭文都很简短,仅用一个字或几个字标明器主的族氏或祭祀的对象;较晚阶段出现记事性内容,字数有长到四十多字的,如小子(?)卣。传世与出土的具有长铭的商代铜器不多见。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重要的商代长铭铜器流落海外。近年在我国考古工作中商代长铭铜器偶有发现,如安阳殷墟出土的戍嗣子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世的毓祖丁卣、(耳口)簋、小臣缶方鼎,也是商代长铭铜器。这三件铜器的器形、花纹特征与商末帝乙、帝辛时代的青铜器一致。三器的铭文均见著     

关于番禺

自东吴以前,广州称为番禺,这是公认的实事,出土文物为之证明的,有南越王墓出土的“蕃禺”铜鼎,以及有“蕃”铭文的一批铜器;广州西村西汉墓出土的“蕃禺”漆盒;以及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石刻文字：“蕃”;另外,还有广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蕃”铭青铜器等。     

秦西垂陵区出土青铜器铭中的“秦子”问题

秦西垂陵区所出青铜器铭信息的陆续披露,为"秦子"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应将古文献记载与器铭内容结合起来,对秦子身份作出判断;再立足于出土器物显示的时段,联系秦公大墓的墓主进行考察,探索秦子究竟为何人。对秦子作一元化解读的思路是不对的,不同器铭中的秦子并非一人。两座大墓乐器祭祀坑所出钟、镈铭中的秦子,当为秦宪公;澳门珍秦斋所藏簋盖铭中的秦子,当为秦武公;而几件传世戈、矛及一件新发现戈的铭文中的秦子,当为文公的太子静公。     

论鲁台山西周“公大史”铜器铬文

在湖北黄陂鲁台山西周墓M30出土的铜器内.有一组“公大史乍姬?宝(阝尊)彝”的铭文。对于这一铭文的考释,目前是有着如下三种看法: 陈贤一同志云:鲁台山西周墓“M30出土有四件鼎,器铭为‘公大□□姬?乍器’、‘公大史乍姬?宝(阝尊)彝’、‘公大史□姬宝□□’,这四件方鼎,是公大史为其夫人作器”。     

河南南阳李八庙春秋楚墓清理简报

2004年,在河南南阳市李八庙发现了一座春秋中晚期墓。此墓为小型竖穴土坑墓,出土了一批铜器,其中铜礼器有7件,包括鼎、浴缶、甗、盘、匝和盏。铜鼎M1:1上的铭文自称"番子",发掘者推测"番子"并非此墓的主人,应是番国的国君,墓主人是楚国贵族。此鼎可能是番国国君赠予墓主人的礼物,也可能是战利品。番子鼎的发现为研究古代番国的历史和地理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M168（曾侯宝）发掘简报

M168是枣树林墓地5座大型墓葬之一,共出土随葬器物123件（套）,材质包括铜、陶、玉石以及铅锡等。在鼎、簋、簠、缶、编钟等青铜礼器上发现有铭文“曾侯宝”,可以确认M168墓主为曾侯宝。根据随葬器物形制特征及相关铜器铭文,推测M168的年代为春秋中期早晚段之间,约为公元前650～前623年。通过墓葬考古出土器物结合被盗传世器物,可以基本推定曾侯宝墓随葬器物组合,对研究春秋中期诸侯墓葬随葬礼制提供了新材料;M168随葬器物兼具周楚文化特征,对研究曾、楚、周三者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群舒青铜器研究三则

本文旨就群舒青铜器的装饰与铸造、用器制度与葬俗、铭文特征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这批青铜器喜用立体装饰,纹饰较简洁,同时追求器表的光洁;其用鼎方式较特殊,以对鼎与单件牺鼎的组合为主,牺鼎被认为是盛装肉汤的容器;有铭青铜器数量较少,以单个族徽式铭文为主,所见多字铭文内容与格式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总体看,群舒青铜器特征与中原青铜器趋同,但地方特征明显,并在纹饰、制作技术、铭文等方面保留了若干春秋之前青铜器的若干特点。     

山西黎城西关墓地M7、M8发掘简报

山西黎城西关墓地是一处周代封国墓地。M7、M8是该墓地保存完整、出土青铜器最丰富的两个墓葬。出土青铜器铭文中的"楷侯",据考证是"黎侯"。西关墓地就是周代黎国墓地。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情况、青铜器铭文内容推定M7为楷侯宰吹的墓葬,M8为楷侯宰吹夫人的墓葬,时代均为春秋早期。两墓的发现对于研究两周时期黎国历史与丧葬制度有重要的价值。     

蔡侯戟铭文补正

1980年9月安徽省舒城县九里墩春秋墓出土1件矛戈分体戟,戈援至胡有错金铭文6字,前人已作考证,但铭文第3字仍存在分歧,或释“(毛乙)”、“朱”,或释“逆”、“(?)”。现对照原器对铭文作一分析,以就教于专家。需要说明的是,戈出土时已断成四截,断痕一处位于援中部铭文第1字下半部;一处位于铭文第3字上部;一处位于内、阑交接处。另外胡下端铭文最后1字下半部缺,援上铭文第2字处因锈蚀严重而残一块,胡上铭     

哀成叔鼎铭考释

一九六六年五月,我们在洛阳玻璃厂发掘清理的M439号春秋墓中,出土有哀成叔鼎、豆、(钅和)三件有铭铜器。其中,哀成叔鼎的腹内有阴识铭文八行,五十四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样的长篇铭文在春秋战国时期颇为少见,故此鼎出土后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同志都著文进行考释,使鼎铭的内容大体上得以通读。但是,对这件鼎铭的释文、人物和鼎的年代诸问题,各家还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现将我1973年草     

"秦子"新释

最近几年,秦国初期考古文物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其一个直接导因,是1993年春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秦国大墓,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不幸流散。现在已看到的若干青铜器,如鼎、簋、壶、钟、镩等,多有“秦公”铭文,指明了大墓的性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学者根据抢救性清理发掘的结果,推断两座中字形大墓M2为秦公墓,M3为夫人。     

吴王余昩墓的发现及其意义

吴王余昧墓的发现,是江苏近年来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本文拟据此并结合大港至谏壁一带的两周墓葬,对吴国史上几个重要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一、宜侯矢簋之宜与丹徒宜侯矢簋,1954年在丹徒县北山之东的烟墩山出土,其铭长120余字,(?)(以下用△代)字凡五见.①历年来专家学者对此字多有考证,郭沫若、唐兰、陈梦家、黄盛璋、刘启益等皆释“宜”.其地望或说在今丹徒附近;②或说在东南地区;③或说为国名;④并有人认为其地在陕西境内之散国附近;⑤或说宜即宜阳.⑥陈邦福先生释“俎”,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