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文官制度研究综述

北洋政府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形成时期,它从西方引入的文官制度在中国试验实施,虽然成效不大,但是其意义非常重要。县知事试验制度的实行,作用更不容忽视。     

北洋政府时期文官惩戒制度探析

防止官吏违法失职,保证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北洋政府逐步确立了较为完备的文官惩戒制度。由于此时没有完备的考绩制度,文官惩戒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对行政官员实施监督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本文将从文官惩戒的创设缘由、过程和制度设计等方面对文官惩戒制度作简要探析。     

北洋政府时期文官惩戒制度探析

为防止官吏违法失职,保证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北洋政府逐步确立了较为完备的文官惩戒制度。由于此时没有完备的考绩制度,文官惩戒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对行政官员实施监督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本文将从文官惩戒的创设缘由、过程和制度设计等方面对文官惩戒制度作简要探析。     

制度设计与实践的背离——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初探

北洋政府在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文官考试令>基础上,几经修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文官考试制度.以往的研究多注重于北洋政府文官考试法规与制度,甚少关注其实践过程.就文官考试内容而言,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取代了八股经文,故参加考试的考生多为饱蘸新学之人.但因近代学堂对新式人才的批量生产,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导致文官考试竞争异常激烈.录取后的考生虽大多能得到实习安排,但期满后却难被委以实职,这反映了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严重背离.     

民国文官制度的独特创制

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国家官员。科举制度废除后,孙中山主张在五权宪法的框架之中,由国家设置考试院,主管文官的选拔、任用和考绩。这一创新的理论实践于民国时期。在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开始运作和完善,其中的特种考试和检定考试是我国的独特创制。文官的任用、考绩、升调、奖惩、抚恤等制度称作文官"铨叙"制度,与文官考试制度相辅相成。文官"铨叙"制度最为规范,也是我国的独特创制。     

民国时期公务员(文官)考铨制度研究述评

民国时期开始实行且步履艰难的公务员(文官)考铨制度,历经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和抗日战争的动荡,成为民国时期行政管理体制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伴随着制度性建设的日益完善和具体实践上的相对混乱,这一时期公务员(文官)考铨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得与失,为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近年来,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日益重视,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卡特总统与1978年美国文官制度改革

1978年卡特总统的文官制度改革．不仅是20世纪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且是继1883年《彭德尔顿法》颁布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文官制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次文官制度改革不仅涉及到联邦政府高级文官结构的变化,中级文官报酬制度的改革,下级文官利益的重新分配等问题．而且也触及到联邦政府文官管理机构的调整与改组。因此．改革不仅影响到联邦政府行政工作效率的提高,而且关系到总统对联邦文官的政治控制。     

走出传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

清代州县行政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行政与司法不分和财政家产制等封建性弊病。北洋政府时期,县行政长官任用私人势力履行县政职能的情况开始得到改变,司法与行政开始有所分离,法制化的行政经费制度开始建立。所有这些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县行政制度开始摆脱传统而走向现代。     

清代前期文官选任制度之演变

关于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目前学界大都根据光绪朝《大清会典》所载清后期的情况作静态的概述,鲜有对制度在前期的演变过程作动态的考察。按照选任方式的不同,清代文官可分为两大群体:中央京堂以上、地方布按以上高级官员和京官司员以下、外官道府以下中下级官员,二者在选任制度上的变化明显不同。高级官员选任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会推和论俸推升制度改为开列具题,结合特简授官,皇帝牢牢控制这部分官员的选任。中下级官员选任制度的演变,集中体现在从月选中分出以题缺为主要内容的留选制度,使中下级官员中的要缺,转由各部院长官和地方督抚于属员中拣选有才能者就近补授,具有一定的行政合理性。这两方面的改变都分割了吏部的选官权力,并对清代政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清代文官的收入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收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禀父母书》一通,说他上年秋天典试四川I回京后,托人带银干两回家。这是曾氏进京为官后第一次给家中付回较大一笔银子。唐氏评点题为《清代官员的薪俸》,其中说：“清代官员的正薪很低。一个七品县令年薪不过四十五两银子,禄米四十五斛;一品大学士年薪也不过一百八十两银子,禄米一百八十斛。按这个薪水过日     

北京政府时期文官考试与任用制度评析

北京政府的文官选拔与任用制度,脱胎于孙中山的文官管理思想,成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文官(公务员)制度形成的伊始,对其后南京政府时期公务员管理体系的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文官体制的组织与体系、考试与甄别、分发与任用等三个方面切入,通过对北京政府时期文官制度的基本内涵、功能与作用的探讨,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公务员管理制度初成时的基本特征。     

北洋政府对司法官考试的制度设计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继承了清末和南京临时政府有关法官考试的设计,根据时世的变化,不断进行修改、补充,增设了专门的考试机构,提高了应试人员的资格,调整了考试科目,严格了考试程序,从而为保障司法官的良好素养和司法独立的精神起到较大的作用,成为民初司法进步的重要表现。但是由于北洋政府对司法官考试制度的理想化设计明显多于对实施该项制度的真实考虑,使得该项制度收效甚微,没有也不能彻底改变当时的司法状况。     

平政院与北洋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文献为基准

平政院是北洋政府时期中西合璧式的二元司法体制代表,在当时对遏止贪腐渎职及行政权力滥用损害民虞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民初立宪政治的成长,并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发展奠下根基.然而,平政院之权源于大总统,本属行政权,其制度内核更是沿袭司法、监察为行政服务的专制遗风,是基于维护北洋政权之初衷而设立的大总统“御用政治机关”,在其具体运行中,维护民权差强人意,绩效不彰.尽管存在诸多批评,平政院于新旧更替之际,作为近代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开拓者,仍属难能可贵,于今日亦颇多启迪,值得研究借鉴.     

清代文官考核中的问责制度

清代,文官考核以京察一等、大计卓异及八法(六法)处分作为对官员奖惩的重要标准.各级主管官员举劾属员均负有行政责任,如果荐举、参劾不实、不当,或滥举滥参,查证属实要进行责任追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考核问责制是清代官员考核公允性的重要保障,对各级主管官员据实举劾起到一定的警诫作用.     

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的演变

英国文官考试制度始于东印度公司。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为英国本土实行文官考试制度创造了舆论。克里米亚战争为文官制度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1855年以英国枢密院令的形式颁布了文官制度。1868年,格莱斯顿内阁执政后,继续推行改革,力争实现公开竞争考试。后来又相继通过枢密院令推进文官制度。一战影响了文官制度改革,促进文官考试制度的灵活化。二战期间随着国家事务的迅速扩张,文官考试制度更加重视考查实践能力。二战后,公务员规模急剧扩大和勃兴的科技革命,促进了1969年的富尔顿改革,力主打破通才的垄断,更加重视专业人员,在思想观念上为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惯性与变迁:北洋政府时期的公司股息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的股份公司在股息分配方面,依旧普遍执行"官利"制度,显示了这项受"非正式约束"支配的"正式制度"的强大惯性.官利之制虽然是创业者向投资者的妥协,但毕竟不合世界实业通例,企业家等有识人士在对其予以评判的同时,也力求进行改革.不同的变革方案与实施措施,汇聚成北洋时期官利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显示了制度变迁的渐进性.     

论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

孙中山选拔文官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首.他所说的德,不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道德,而是以符合"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官吏是人民公仆等思想为价值取向.孙中山指出选举制、委任制有弊端,主张以考试制度补救之,也就是在"五权宪法"的框架之中,国家建立考试院,主管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同时,完善国家政治制度,建立文官的培养、任用、监察等运行机制.孙中山的理论创新,奠定了我国文官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文官制度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考论

明代文官荫叙制度始定于洪武十六年,但定而未行,明初文官荫叙皆属特恩。明中叶后,逐渐形成以阁臣荫叙为核心、以三品京官考满荫子入监为主体的文官荫叙制度体系;与前代相比较,不仅缩小了文官的荫叙范围,而且把荫叙与官员考核相结合,把承荫者纳入国子监教育入仕的轨道,从而有效地弱化了传统荫叙制度的消极影响,在激励官员忠于职守和提高荫叙官素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英美文官制度的模式差异及其历史影响

英美两国属于同源化,它们有着相近的社会与经济制度。但是,由于两国地理环境与历史传统的不同,二之间在许多层面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导致英美两国采取不同的政治体制形式,而且也导致它们实行相异的官管理制度。笔认为,英美官制度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官的录用倾向与分类管理形式上,而且也体现在官的政治地位与政治作用上。因此,研究英美官制度的差异及其历史影响,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两国的官制度本身,以及两国的历史与化传统,特别是政治体制及其对官制度的影响。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矿业法规评述

中华民国建立后,工商业界掀起了振兴实业的浪潮,对法律制定的需要也日渐高涨。有鉴于此,北洋政府积极修订近代经济的专门法律,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中华民国矿业条例》,它的制定奠定了中国现代矿业法律制度的基础。民国初年的矿业立法,既继承了晚清相关法律的框架,又吸取了西方法律的物权理念,是中国矿业法律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