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法律:实践超越表达——以衙役群体运作班房为视角

以衙役运作班房为观察视角,清代法律实践与法律表达之间呈现出颇为复杂而有趣的关联。针对这一具体问题,我们可以断言：清代法律实践与法律表达并非凿枘相投,但似乎还不能遽下非此即彼的简单定论,认为清代法律实践与表达是完全二元对立的关系。衙役群体在消解法律对他们运作班房的刚性约束时,在突破法律对他们地位和身份的强制规定时,并非完全漠视法律,与之公然分庭抗礼。实际上,他们擅于利用官方所认可的资源,暗用卑伎,“玩转”权力;娴于钻营法律漏洞,高下其手,缘法为奸。因此,以班房为据点,清朝的准司法群体——衙役群体的实践行为虽然超越但并非完全否定了清朝的相关法律,其间体现出既在实践结果上背离法律表达而又在实践过程中依赖于法律表达的复杂关联。     

论庞德的理性思想

作为一个社会法学的代表人物,庞德不仅关注经验,也强调理性的作用。本文选取了庞德法律思想中的理性思想展开讨论和研究。第一部分,指出理性在庞德法律思想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分析了庞德注重理性因素的原因,主要从其生活的社会背景和对之前两大法学流派思想的承继展开。第三部分,指出了庞德所崇尚的理性和自然法学派所崇尚的理性的不同之处。最终回答作为一个社会法学派的代表,庞德缘何对理性问题有如此深刻关注。     

制定效力体系更加统一协调的《国家公园法》之研究

为了增强我国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以及协同性,就正在制定中的我国《国家公园法》而言,保证该法从诞生时起其效力体系更加统一协调,首先需要明确该法在整个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效力。在此基础上,不仅需要建立健全调整一般法与特别法、新法与已有法律间效力关系的规则,以此调整规范法律间的效力关系,更要建立健全同步调整相关法律规定的立法程序规则,在立法阶段就同步调整好法律间的效力关系,保证每部新订法律具有更加统一协调的效力体系,以此增强法律的系统性、整体性以及协同性。     

现代中国文学的全球化传播问题思考——《英语世界的郭沫若研究》读后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关注过20世纪之初中西方诗歌的一次换位,说的是英美意象派诗人如E·庞德等,在中国的唐诗宋词中找到一条刷新英语诗坛的新途,而中国的新诗人却在英美传统诗歌中寻找反叛中国旧体诗词的武器。     

历史叙述之争与西方史学发展的波动:论尤里安之死

对于"叛教者"尤里安之死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基督徒与异教徒有着错综复杂且相互矛盾的叙述。这一历史叙述的争执实为基督教史学与传统古典史学间竞争和交融的缩影。基督教自身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在历史意识方面与古典史学迥异。但古典史学历经千年的繁荣发展,在史料分析、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方面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因此基督徒史家必然会继承与吸纳古典史学优秀传统,这对后世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劳乃宣法律思想略论

劳乃宣是清末修律中礼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由于他长期在基层做官,更能注意到传统礼教在国人法律心理中的广泛性和持久性。所以在改革法律的重心和程度上,他认为各国法律的起源和分类不同,其变法也不能趋同,应该立足本国国情,因俗治宜,保持各自的特色。劳乃宣关于法律特殊性的认识和主张,如果在清末修律中运用得当,就可以相应地减少清末修律中的盲目性,使新法在吸收旧有法律的基础上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权威性。这与超前立法相比,更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性,也更符合法律持续性发展的规律。     

再论三三制民主的实践——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三三制是中共提出的新民主模式,旨在扩大民主参与、促进社会团结,它是在陕甘宁边区基层民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吸纳更多的党外民主人士参政议政,扩大了抗日政权的代表性,而在其具体实践中,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民主制度,党领导下的"放手"与"包办",无时无刻不潜存着种种张力。回归三三制民主的历史实践,能更好地认识这一民主模式。     

晋祠与熙丰新法的蛛丝马迹

山西太原的晋祠在北宋中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主神由唐叔虞变为水神昭济圣母,成为当地民间赛社的重要神祇,也在熙宁间获得朝廷的敕封。熙丰新法是北宋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从晋祠留下的蛛丝马迹中可以看出,晋祠此时的变化实与熙丰新法有着明显的联系。     

论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

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弥补了国家制定法的空隙,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维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国家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和研究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有利于国家法治社会的建立。本文从内容、体现、乡土性和民族性、宗教性等方面,分析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特征。     

论"五四"时期儒家道统之接续

接续是指对儒家道统在承继基础上予以新时期之创发,是接与续的统一.在承继先秦儒家道统论、宋明儒家道统论基础上,现代新儒家吸纳新鲜元素而充实之,以重构现代儒家道统论.异构是接续传统儒家道统,构建现代道统的一种方式.通过对佛学、西学的批判、比较,以求其异,以此来彰显和重构儒家道统."五四"时期,在国内思想界人文主义回归的背景下,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通过反省传统儒学,以宋明儒家道统论为其理论渊源,通过中、印、西之比较而进行批判,分明壁垒,吸纳佛学的思辨体系或西学某些概念,以中西比较的方式凸显儒学特质之优长及其现代价值,现代新儒家试图以异构来接续儒家道统,复古有余而创发不足.     

晚清"古学复兴":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体系之尝试

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过程中,开始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初步整理,肇始了对中国学术遗产进行发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是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以新知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近代学科体系界定中国旧学,是晚清学者整理中国旧学之基本思路。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不断进行整理和整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新知体系之中。     

英国中古前期的税收习惯

税收习惯是英国中世纪赋税征收的法律和制度依据。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进步,税收习惯在常轨运行的基础上,通过调适、排异、变通、成文等方式获得承续与更新,排除了易于形成习惯的异质行为,废弃了淡出社会需求的旧习惯,吸纳了适应社会变迁的新习惯,由此形成了富于特色的税收习惯体系。税收习惯不仅在征税活动本身,在日常用语交流、政府文件制定、政治经济关系运行中都曾有活跃的表现,并得到了社会各团体各阶层的普遍认同和遵循。税收习惯具有鲜明的法律和制度效能,通过这种效能干预国家和社会管理,维持财政收支格局,显示了强大的控制力量。     

浅谈新文物法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资源。2002年修订的新文物法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增加了新的条款。本文从文物法的历史背景与新法颁布、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历史趋势、新文物法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作用三个方面论述新法对于不可移动文物法律保护的可依据性及其取得的切实成效。以期提高人们对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意识,切实推动文物法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     

法律编纂视域下的7—8世纪拜占庭帝国转型

7—8世纪是晚期罗马帝国向中古拜占庭帝国转型的最后阶段。法律编纂呈现了帝国统治者的治理理念,反映了转型过程。《民法大全》在适用中面临法学传承、语言等难题,是转型前“罗马困境”的缩影。7—8世纪的法律编纂,弱化罗马法的部分原则,吸纳希腊法和不成文法,同时实现全面基督教化,基督教信仰成为立法精神、法律渊源和法条内容等。该时期拜占庭统治者在坚守罗马帝国名号和威权的前提下,放弃或淡化了传统理念中的拉丁区域和文化,寻求政治理念与帝国疆域的统一,以契合帝国鲜明的东地中海特征。由此,传统的“普世罗马帝国”转型为“东方基督教罗马帝国”。     

奥菲丽娅的光晕——尹红意象绘画断想

谛视尹红的画作,悠然浮现出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 Pound 1885 -1972)的名诗《在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人群间的这些面庞浮现(The appa- 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crowd):潮湿的黑色枝条上片片花瓣(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Apparition的语义是出其不意地显现,诗中是指面庞于人群中恍惚闪现,     

经通於史而经非史——蒙文通经学研究述评

盐亭蒙文通先生，以经学与古史研究知名於时。其治经学也，以经世致用为归，承乃师廖季平之说而更进一步，别开新境。要而言之，约有三端。一曰上古中国文化，有海岱、河洛、江汉三方民族之异，周秦学术因之而判分。二曰两汉经学不同於周秦儒学，一为经生之学，一为儒士之业。三曰秦汉之际新儒家最为卓越，立新法，创新制，旨在民治、平等；贵贱贫富之悬绝，欲一举而夷平之，非孔、孟“从周”之见所能范围。然揆之以孔孟“为兆民”之意，则可谓一脉相承。文通表彰秦汉间新儒家，其意殆在斯乎。“论古之事，原以衡今”；“无事非究古义，亦无事非究将来”；“先哲之术，岂苟为涂泽耳目之具哉”：是谓文通经学研究之结穴。     

近代华北乡村市场中的包税制——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作为买卖双方的中介机构,牙行在乡村市场自古有之,而到了近代,政府为满足自身攫取资源的需要,采用了包税制度,这种制度与乡村市场传统的抽用体系产生矛盾,使得维持村庄组织运行与乡地制度的基本保障与必要成本从根基上造成破坏,引发了乡村社会的多重危机。     

非遗传承与社区参与——基于伦理学的视角

非遗传承的辩证的或对话的维度阻止其仅仅成为一个第三人称旁观中的景观。相反，它参与并在第一人称上去转变其对话者。遗产能一直存活，是因为它参与到那些参与它的人的生活之中。传承或教导是一个区别于研究/学习之纯粹接受性的义务，它不是将所习得之物转化为可以被固化的知识，而是将其领会为在伦理中并因而是在超越行动中的意义。其本质在于活力、创造力和更新，这种更新正是通过一种传统形式的吸纳而发生。任何一个非遗的行动文本都保持着与社区或生活共同体的关联，这个关联因素可称为“文本的动力机制”。作为文化实践的非遗传承兼具存在的自我转型和传统的规范性特征，它是精神之连续的激活、永恒的觉醒和作为启示的启示。     

试析中国传统法律刑事化之成因——从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之角度切入

通过探寻古代中西法律制度不同的文化背景,揭示中国传统法律刑事化的深层文化原因,指出各文明选择的应是适合自己价值取舍的制度,而无优劣之分。     

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下)

正村民自治在曲折中前进,新法正式颁布实施1988年6月1日,《村委会组织法(试行)》正式实施以后,各地按照这部法律的规定,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强了对村民自治工作的指导,总的情况是好的。但是,在试行以后不久,全国村民自治工作遇到了两个大的问题:一是全国有相当多的村级组织出现了软弱涣散甚至瘫痪或者半瘫痪的状况;二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一